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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 第七卷：浩瀚烟同波，唯留诗与书
第四篇：江山如梦化云烟，故国繁华恨难当
（尽心尽力则无怨无悔）也就在曹文诏将军身死殉国这一年正月，义军向淮河流域流动，张献忠所部流窜至南直隶，并将中都凤阳攻破，凤阳城内外大量房屋被焚毁，明朝祖陵也不例外。不仅如此，屠杀官民也达万人，劫掠之资无数。当时，凤阳巡抚杨一鹏在淮安，无法及时救援。事后，朝野震惊，崇祯帝以陵寝失守罪逮捕杨一鹏，重罪问斩。哎呀！虽有罪，却不致问斩，实是责切。
面对义军四处流窜、日益壮大，朝廷终于狠下心全力剿灭，而不是一味幻想招安。崇祯八年，崇祯帝新设五省总理，由湖广巡抚卢象升兼任，并与五省总督洪承畴互相配合，洪承畴负责西北方向，卢象升负责东南方向。九年三月，孙传庭被举荐为陕西巡抚，这时的陕西巡抚之位其实是烫手的山芋，举荐之人是没安好心，但传庭有意出任剿叛，莫非这就叫坏心办好事？却说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三人确有能力，在通力配合下，致使义军生存困难，不得不向预想方向奔逃。“闯王”高迎祥率军攻向西安，于周至县黑水峪，遭到陕西巡抚孙传庭伏击，义军大败，其首领高迎祥被俘，押往BJ，凌迟处死。闯王高迎祥之死，极大触动了农民军，降的降，败的败，藏的藏。在孙传庭的努力下，基本肃清了关中地区的威胁，极大反转稳定了局势。高迎祥残部向西北投奔李自成，“闯王”的名号也自此转归李自成。洪承畴负责西北方向的李自成，义军作战不利，屡战屡败。
就在同一年，黄台吉以从蒙古获得“传国玉玺”为由，于沈阳盛京祭天登位，改国号“大清”，以“崇德”为年号，其所谓之名不言而喻。崇祯九年六月，清寇十万再次入塞劫掠。兵分三路，攻入明朝境内，于延庆县汇合。清贼所到之处，烧杀劫掠，无恶不作。此时，明军主力或在长城边关，或在剿叛，救援不及，而距离近的军队却在总督、尚书等高级官员授意下按兵不动，畏战畏死。致使清贼如入无人之地，所遇抵抗无不粉碎，河BJ畿千万百姓哀嚎满地。崇祯帝急得跳脚，赶紧下旨命各路部队入京勤王，包括正在剿匪剿叛的卢象升等人。然而，卢象升抵达京城时，清贼已大掠而归，明军竟不能挡，京畿百姓苦痛万分，报仇无路。卢象升见京畿遍地苦楚，遂率军出塞追赶，救回七千多俘虏，行至蒙古木叶山而还。崇祯帝遂让卢象升替代作战怯懦不利的宣大总督，由他驻防宣府、大同一带边疆重镇。
可是自从卢象升调往北方边关任职，河南湖广一带的义军，逃过一劫，得以喘息，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发展壮大之程，湖广一带以张献忠所部势力最大。另一支势力则为继承“闯王”称号的李自成，主要在四川，甘肃，陕西等西北一带流窜活动。为了彻底剿灭农民军，崇祯皇帝重新启用了尚在丁忧的杨嗣昌，任命为兵部尚书。杨嗣昌于崇祯十年三月抵京赴任，并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方针，所谓“四正”：即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地巡抚专剿叛军，所谓“六隅”：即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地巡抚专防守且协剿，合称十面之网，由总督、总理随贼所向，堵截包围，征讨消灭。然而，目前明国内忧外患，想要实行杨嗣昌的计划，必须在有些地方有所妥协。杨嗣昌又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他认为清贼外患止骚扰北方，不至于威胁统治根基，当务之急是彻底根除四处流窜的农民军。建议先与清贼谈判议和，如“汉与匈奴故事”，再不济，类“宋之岁币”，总好过清贼年年入关烧杀劫掠。“虚境”中的我也不禁认同：此所谓向局势低头，识时务，认清主次矛盾。
杨嗣昌所言，崇祯帝深以为然，也准备与清贼议和，封赏互市、贸易开关等。而杨嗣昌专心于剿叛灭匪，为此需要增兵加饷。钱从何处来，不过是向农民增加赋税，而地主、商贾、士绅、宗族的税却收不到多少。崇祯也道只好再苦一苦百姓，以为农民百姓生活尚未到极限，可是如果人人安居乐业，西北义军何至于发展到半个江山，轰轰烈烈，剿之不尽。
此外，杨嗣昌力荐两广总督熊文灿接替六省总理，处理南直隶、湖广、山西、陕西、河南、四川六省军务，肩负镇压起义军的重担，与洪承畴配合，一个负责东南，一个负责西北。然而，熊文灿认识不到剿贼务尽，总幻想着招安省事。崇祯十一年二月，湖广地区农民起义军刘国能、张献忠所部先后受熊文灿招抚，杨嗣昌鉴于其父招抚失败的教训，提出反对意见，并主张刘、张等“杀贼自效”才可信任，但熊文灿急于招安，并得到崇祯帝的支持，杨嗣昌只好顺从皇帝的意见，也相信了义军的投降是趋势使然。
由于熊文灿的招安政策，湖广一带的起义军暂时得到了控制。然而，这种表面的平静并未持续太久。起义军的势力依然强大，他们只是暂时隐藏起来，等待时机再度崛起。在这段时间里，杨嗣昌和洪承畴继续加强对其他起义军的攻击，试图彻底剿灭农民军的势力。杨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李自成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溃不成军，带着刘宗敏等残部仅仅十七人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
与此同时，清军的入侵也在不断加剧，使得明朝的统治更加岌岌可危。为了应对内外夹击的局面，崇祯帝决定与清军谈判议和，以缓解来自北方的压力。然而，内部的政治腐败和军事无力使得这一切努力都显得苍白无力。崇祯帝虽然一心想要挽救大明江山，但他已经回天乏术。明朝的局势如同风中残烛，随时都可能熄灭。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英雄们的努力和牺牲虽然令人动容，但他们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大明王朝的命运，已经注定要在这片烽火连天的土地上画上句号。
崇祯十一年春，杨嗣昌遣人与清秘密议和，崇祯帝默许支持，黄台吉也正有此意，连年征战掠夺不如贸易互市，利益大又不费劲。就在议和进程顺利进行时，议和之事也逐渐公开化，此事引得朝堂激烈议论，由于前宋之见，绝大部分官员不顾事实反对议和，并掀起弹劾杨嗣昌的运动。崇祯帝见群臣反对，于是没有明确对和谈一事表示支持，而是于七月五日召集群臣，让反对派代表黄道周与议和派代表杨嗣昌进行辩论，双方激烈争论，甚至于人身攻击，互骂猪狗。最后崇祯帝予以平息，但议和之事却不了了之。黄台吉见此情形，知议和不成，乃于崇祯十一年九月派兵大举入塞劫掠，以贼王多尔衮为大将军，兵分数路，攻入关内。此时的清贼，已基本肃清西边的察哈尔蒙古和东边的朝鲜，进攻明国再无后顾之忧，武器装备物资，得到极大更新和补充，威胁逐渐增大。多尔衮从青山关攻破长城，蓟辽总督、总兵战死，监军太监逃走，京师震动，崇祯帝急忙召集附近的宣大三总兵入卫，三大总兵分别为宣府总兵、山西总兵和大同总兵，全是宣大总督卢象升的部下。卢象升接旨入宫，言东虏杀伤太重、罪孽滔天，主战而非谈和。崇祯帝此时已被群臣舆论架住，议和之心早已深埋，自然支持卢象升。十月初五，崇祯帝犒赏讨贼之师，企盼得胜归来。杨嗣昌也来送行，并告诫东虏不同于民变，残暴狡悍，不可浪战。
此时，除了卢象升，还有勤王的各支部队，但远水解不了近火，眼下当属卢象升所部最忠最勇。卢象升准备采取精兵夜袭清军的策略，但得不到其它人的配合，宦官监军高起潜还反对此计划的实施。没办法，卢象升和高起潜只好分兵，各自作战。十月十五日，卢象升率军抵达顺义县，与清军交战，互有胜负。就在这种危急关头，卢象升和杨嗣昌却因“战和”理念不同而争论，虽仍能以大局为重，却实实在在影响了卢象升抵御清军劫掠的内心防线。卢象升率军与清军在京师城外大战多日，殚精竭虑，日夜督战。清军进攻失利，遂调转方向，兵分三路南下劫掠，一路由涞水攻易州，一路由新城攻雄县，一路由定兴攻安肃。卢象升率军追击，略有收获，在望都县斩贼首三百级。可是卢象升粮饷耗尽，周围州县的官员各种理由推脱，致使粮饷输转不及，明军将士无力追击。
清军在京畿及顺天府大肆攻城掠地，烧杀屠抢，守军抵挡不过，更有甚者守将望风而逃。比如致仕在家的孙承宗，其所在的高阳县知县听说清军压境，收拾细软赶紧弃城逃跑。孙老元帅率高阳县军民登城作战，指挥发炮，抗击贼寇。但敌众我寡，实力悬殊，最终城池被攻破，孙承宗一家老小或战死或被俘。孙老元帅被俘后宁死不屈，清军遂派降将孔有德来劝，孔有德诉说明廷之黑暗，又许诺高官厚禄，引诱孙老元帅投降。孙承宗只不愿屈膝投降，抱定必死之心，朝北面京城遥拜后自缢殉国，年享七十六岁。
崇祯帝面对京师周围十多个州县陷落的战报，又急又怒，再加上周围人的言语及不怀好意者的弹劾，崇祯帝又把罪责怪在了卢象升的头上，认为是他作战不利。还要下令将卢象升革职听勘，更换主帅。杨嗣昌主张仍由卢象升总督军事，阻止皇帝战时临阵换帅，不利于战事。崇祯帝从之。
卢象升此时所掌士卒不过两万，面对清贼四处掳掠、嚣张跋扈之气焰，卢象升恨不能立时与之决战。因害怕清贼毁坏皇陵，卢帅不得不分兵防守，又闻大同防守空虚，似有清贼欲寇，又再次分兵。在与清贼决战前，卢帅所部不过万人。于是，卢象升派人联系在几十里外的宦官监军高起潜，他手里握有关宁铁骑，结果高起潜对卢象升与清贼决战的想法嗤之以鼻，竟率军东走。卢象升此时无所仰仗，知战而必死，却仍然指挥前行，与清贼激战。双方酣战多时，死伤惨重，但无奈明军兵力不济，渐渐被包围。十二月十二日，部将劝卢帅突围，卢象升却抱必死之心：“败兵弃军，将帅弗能安生！今日有死无生，有前无却！”于是继续与清贼交战，炮弹箭矢耗尽，遂拔刀拍马迎敌，在清贼重重围困下，身中刀箭多次，最终战死沙场，殉国重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