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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星相
- 中国古代有一门很神奇的学术门类，叫作占星。这种学术历来为封建帝王所重视，因为当时的人相信“天人合一”，他们相信天上星辰的变化其实也预示着人世间的兴亡更替。所以，从汉代开始，当时的政权机关已经专门设立了独立且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的观察天象的机构，大家所熟知的张衡就是这个机构中很有名的一位官员。
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天文观测者已经形成了一套具有浓郁中国特色，但同时又与西方的天文学存在很多共通之处的星象理论，在《开元占经》和《灵台秘苑》中就记录着这些理论。其记述十分有趣，颇具东方风味。
《淮南子》：“地有九州，天有九野”，古人把星空分为若干区域，称为星官或星宿，类似于现在的星座。“三垣、四象、五行、二十八宿”实际上是古人把古华夏，即“九州”、“神州”、的地理区域搬到了天上的“星宿分野”，是华夏古代天文学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也是华夏传统文化中最神秘的部分之一。
现今传世关于星官的系统记载，最早见于《史记·天官书》，涵括了远古巫咸、楚人甘德、魏人石申三位古星象大师之说。西晋时的太史令陈卓搜集这三家的星经与星图，汇总成《晋书·天文志》。其后历经数千年发展，至唐代，《步天歌》用浅近的语言历叙了天上1465颗星的位置，将星空分成“三垣二十八宿”共31个部分，成为古代星占学划分星空的准绳，沿用千年之久。
为什么叫“宿”呢?“宿”有“停留”“住宿”的意思，古人想象，既然这些星座是为记录月亮行程准备的，人间的车马在官道上都是日行夜宿，月亮最好也该这样，所以这些星座就称“宿”了，每一“宿”就是一家“月站”。
四象是指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和北方玄武。
在四象的基础上，把每一象分为七段，第一段叫做“宿“，一共二十八宿，环天一周。二十八宿的位置正好是月球运行经过的地方，月球绕地公转的周期是27天多，一天约经过一宿。所以二十八宿就不仅仅是星空区划了，它还成为制订历法的根据。
因为月亮也大致在这条“带子”里运行，不过月亮走得比太阳要快得多，月亮在恒星背景上是27天多走一圈，所以古人凑一个整齐的数:28，让月亮大约一天走一份。28可以被4整除，这样记录太阳行走时又可以将这二十八宿分成4份，每份是一个季节。瞧，古人考虑得还是很周到的。
中国古人认为，天上有二十八星宿拱卫在天庭的四周，东、西、南、北各有七宿，分别是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其形如龙，曰左青龙。南方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其形如鹑鸟，曰前朱雀。西方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其形如虎，曰右白虎。北方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其形如龟蛇，曰后玄武。
这二十八星宿共同组成了四只神兽，护卫着天庭的尊严与安全。可以说，这二十八星宿就是天上的二十八护法。他们从四个方向共同守卫着天庭的中枢：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的安危。
所谓的垣就是城墙的意思，紫微垣就是天上的紫禁城，这里居住的是人间皇帝所对应的紫微星。通俗点说，它的凡身正是老百姓常说的“真命天子”。
三垣是北天极及周围三个较大的天空区域，即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每垣内含若干星官，都有东、西两藩的星，左右环列，其形如墙垣，故称之为“垣“。唐代《开元星经》辑录的《石氏星经》中就有紫微垣和天市垣，说明这两垣在春秋战国时就有了。而太微垣之名则出现较晚，《史记》中虽有此相当的星官，但未命名“太微垣“，直到隋唐才正式有“太微垣“之名。
与紫微垣一起的还有太微垣——对应人间的行政机构，天市垣——对应人间的街市。它们坐落于紫微垣的周边，形成了所谓的三垣。此三垣与前面提到的二十八星宿所组成的四只神兽，并称“四象三垣”。
而紫微垣的正中，也就是整个天空的中央，就是极星。紫微垣的垣由两条城墙组成，而构成这两条城墙则是天上15颗恒星。两条城墙自然的形成两个城门，其中的一个城门正对着北斗七星的勺柄，而北斗七星象征王权，他的勺柄正是主宰人世间的权力之柄。
在中国古代的传说中，每逢人间乱世，紫微星便下凡解救众生，他的身边往往有二十八个人鼎力相助，而这二十八人正是天上的二十八星宿。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估计都听说过“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也知道《易经》。毕竟，这两样东西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灵魂。《易经》本来包括《连山易》、《归藏易》、《周易》三易，可惜前两易早已失传，仅剩下《周易》。仅仅一个《周易》就被古人赞誉道：“不知易，不可以为医；不知易，不可以为兵。”
就是说：古人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研究过“易”就不能行医当郎中，也不可带兵打仗。这说明古人已将《易经》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提升到了“宇宙观”、“世界观”、“方法论”的范畴，并以此为基础逐渐产生了内容广博，但又良莠不齐的中华文化体系。
而众所周知，《易经》起源于《河图》和《洛书》。其实，无论是五行还是《河图》和《洛书》，实际上都源自中国古代的星象学。所以，追本溯源，中华文化的根基就是中国的星象理论。那么，中国的星象理论是怎么延伸出五行学说及《河图》、《洛书》的呢？
中国的古人在遥望星空的时候就发现，每到冬季，在星空的北方，也就是北宫的位置，会出现一颗并不属于玄武七星宿的亮星。由于每次这颗亮星都出现在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北方，因此古人认为这是一颗主“水运”的星体，古人称之为辰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水星”。而冬季过去，春季来临，在星空的东方，也就是东宫的位置，会出现另一颗并不属于苍龙七星宿的亮星。
古人发现，这颗星体一出现在东方，世上就会万物复苏，草木茁壮成长，因此认为这是一颗主“木运”的星体，古人称之为岁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木星”。当夏季来临，在南宫位置，又有一颗亮星出现，它同样并不属于朱雀七宿，每当此星出现，地上往往热气腾腾，似炎炎烈火烧炙一般，因此古人认为此星主“火运”，称之为荧惑星，现在称之为“火星”。
而夏秋分界之际，在天空的中央，同样会出现一颗亮星，古人认为这是大地气候变更之兆，因此称之为镇星，现在称之为“土星”。
秋季来临，万物肃杀，在西方又出现一颗亮星，这个时候往往犯罪之人被秋决处死，各部落、国家为争夺粮食也会掀起战争，因此古人认为这是主“刀金”的星体，称之为太白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金星”了。
金、木、水、火、土交替出现，每颗出现72天，更替一次360天，正是几乎一年的周期。因此，古人认为这世上万物本质都是由这五颗星所主宰，因此出现了对这五颗星及其所主物质的崇拜，五行学说由此形成。
五星的变化一直作为中国古代占星术的重要内容，其中有一说法即一旦出现“五星联珠”的自然现象，即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同时出现，中国将出现“大治”。1995年，中日专家在XJ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座距今约2000年的墓中出土了一份国宝级的汉代织锦，虽历经千年仍光艳夺目，锦上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文字，它实际上就是这种说法的一种产物。
五星与四象相结合，变成了东宫苍龙属木，西宫白虎属金，南宫朱雀属火，北宫玄武属水，古人以左为上，尊东为左，因此又称左（东）青龙、右（西）白虎、前（南）朱雀、后（北）玄武。而土星位处星空中央，正对紫微垣中的“五帝座”（由五颗星主成，形成一个“十”字形），因此将土星座于中央。伏羲据此以实（地）空（天）点画成《河图》。
对应曰：天一生水（在后），地二生炎（在前）、天三生木（在左）、地四生金（在右），天五生土（中央）。至于《洛书》，看似与《河图》有很大不同，实际上不过是空点不变，实点逆时针转移至一侧而已。所以，《洛书》、《河图》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星图。
中国古代的星象系统随着历史的演进，无论是三垣或是28宿以及附近星座的归属关系也有所不同，28颗“距星”也个别调整过，但就整个系统来说，则一直仍算是历代相承的。中国古代的星象系统中恒星的名字，都是以皇权统治机构来命名，俗称“星官”。隋唐以后，中国星官名多以丹元子所撰《步天歌》为标准，一直传到清代。
而明末清初，随着欧洲传教士东来，西方天文学刊物也流入中国，并对传统星象有所影响，而且经由传教士们的参与改历、编算星表和中西方恒星的对照与认证。所以如今，我们所沿用的恒星中名，主要就是以清代的星表为依据的。
中国古代的星象做法是将若干颗相近的恒星想像联在一起，组成“星官”。很多人误以为古中国天文中的“星官”与西方的“星座（Constellations）”视为相同之物，以为两者只是名称和划分区域的不同而已，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
古代中国的“星官”与西方的“星座”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星官”只是针对一组恒星的称呼，而不是针对一片星空天域的称呼；而西方的“星座”则是指一片天域'且有明确的边界。
应该说明的是，在中国古代的占星术中，还有根据星光的明暗及颜色变化来预测人事的，这也同样缺乏科学根据。因为星光的明暗及颜色变化是大气层及云层的变化给人的眼睛造成的视觉障碍，在远离地面的大气层中，大气及云层对星光的作用非常巨大，人在地面上看好像一片清空并无遮拦，但极高处的大气层中总有云层，而人根本看不到。云层对星光造成明暗变化的影响，而星光本身却并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就算有也将是一个缓慢而漫长的过程，跟人事这样的短暂过程根本无法联系上。
古人还以流星预测人事，这就更加没有科学根据了。说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天上的星落下，对应一个人死亡。基本常识是肉眼看到的天上星星虽然很多，但可以看见的天上的星星并不会成为流星，因为它们都是恒星甚至星系，它们并不会落下。更不用说有些流星不用望远镜根本看不到，因为它们在高空中还没有到达人的视野时就燃尽了。
万事万物环环相扣，周而复始，无穷无尽，奇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