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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篇之十三、《红楼梦》出自袁于令十三戏曲
- 附篇之十三、《红楼梦》出自袁于令十三戏曲
十月末，二十大闭幕，新一轮疫情再度来袭。又为我带来独居生活，可以抽出时间修改稿子。恰好能把关于续书的细枝末节做一下详细介绍，以使读者能够预先了解情节安排的具体原由。
本来我只想讨论红楼人物的结局。我们知道，《红楼梦》不是凭空臆造的，它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结晶。做为这部巨著的作者，曹雪芹的许多创作灵感都来源于其他文学作品。而令他获益最多的，恐怕还得算是袁于令的《西楼记》。要知道，《西楼记》又名《西楼梦》，大家便会初步感知两部作品间的莫大关联。
但在研究《西楼记》时，由于我们是用同样方法，即从十二钗出发，来解决关于《红楼梦》的难题。结果就有了重大发现：原来《红楼梦》的主要人物（贾宝玉、十二金钗）以及情节设定，均出自袁于令的十三戏曲！下面我们来细细品味，享受一下这十三部戏为我们带来的饕餮盛宴！
袁于令（1592—1674）是明末清初戏曲家、小说家。他字韫玉。“韫”字的基本释义即是“赤黄色”、“赤色”正合《红楼梦》中贾宝玉的“赤霞宫神瑛侍者”之身份和灵通宝玉。《文选．陆机．文赋》：“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正合《红楼梦》中以石化玉之情节。《新五代史．卷三四．一行传．序》：“自古材贤有韫于中而不见于外，或穷居陋巷，委身草莽。”正合《红楼梦》中补天石郁郁寡欢、愁苦不得志的情节。而且，袁于令曾自署幔亭仙史（正合黛玉、妙玉、史湘云），还有许多别号、室名：幔亭歌者、幔亭过客、幔亭音叟、砚斋主人、砚斋、留砚斋等。袁于令曾撰有《砚斋稿》或《留砚斋稿》一书，以便收录自己的诗词歌赋、随笔评论等等。
从“音叟”、“砚斋”两词，我们不难发现，《红楼梦》的批书者“畸笏叟”和“脂砚斋”恐怕系属同一人，并且也十分喜欢袁于令的才华和作品。这样的模仿，究竟是记念还是尊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但我认为决非巧合。
1642年，即崇祯十五年壬午，五十一岁的袁于令由苏州携带家眷进京。为何要迁往BJ？当然是因为生逢乱世，战争年代，肯定他在江南已经无法立足。但BJ又如何？作为一个落魄文人，他处境艰难，未来渺茫⋯⋯袁于令在乱世中前往BJ谋官，与曹雪芹一家由金陵迁至BJ，最后落魄西山的经历何其相似！因此，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一定与袁于令和他的作品脱不了干系。
袁于令是个多产作家，他著有五种传奇《西楼记》《金锁记》《玉符记》《珍珠记》《鹩鷸裘》，合称《剑啸阁传奇》。除此之外，还有《长生乐》《玉麟符》《瑞玉记》《合浦珠》《汨罗记》等五种传奇，以及《双莺传》《战荆轲》两种杂剧。我们可以看到，宝钗的“金锁”，湘云的“麒麟”，黛玉、妙玉，以及男主人公贾珍、贾珠的名字，都在其间若隐若现⋯⋯关键在于，又是十二部，这是我们熟悉的节奏。经过逐一比对，果然不出所料，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曹雪芹正是以袁于令的这十二部戏曲，再加上他曾经改编过的《玉簪记》《鱼儿佛》两部戏作为底版，炮制出了《红楼梦》的主要人物－贾宝玉、十二金钗以及大部分故事情节！
中国戏曲的保护和发展也让人揪心，许多好作品都没能得到应有的保存。令人痛惜的是，同《红楼梦》一样，这十四部戏中的一部分，也成了残缺的维纳斯。《剑啸阁传奇》中的《珍珠衫》只存残出，而《玉符记》《瑞玉记》《合浦珠》《汨罗记》四种，已佚。
由袁于令族孙、清朝乾隆时期的著名文人袁廷祷编撰的《吴门袁氏家谱》，是记载袁于令事迹的最权威资料之一：“袁于令，堪长子。行一。原名晋，字韫玉，一字令昭，号凫公，晚号箨庵。生于万历二十年壬辰。府庠膳生，膺岁贡。仕清授州判官，升工部虞衡司主事，迁本司员外郎，提督山东临青砖厂，兼管东昌道，授湖广荆州府知府。偶失官意，遂罢职。词翰风致，独绝一时。所著有诗文集，尤精音律，著有《玉麟符》《瑞玉传奇》《西楼记》《玉簪记》《金锁记》《及音室稿》《留砚斋集》。”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玉簪记》究竟是不是袁于令写的？目前公认的结论是，普遍认为《玉簪记》是明代作家高濂创作的传奇，这方面应该没有太多争议。该剧写道姑陈妙常与书生潘必正冲破封建礼教和道法清规的约束而相恋结合的故事。具体故事是：金兀术南侵，少女陈娇莲在逃难中与母亲失散，入金陵女贞观为道士，法名妙常。府尹张于湖赴任经过，曾向妙常挑逗，妙常却不为所动。女贞观主潘法成之侄潘必正会试落第，亦来女贞观。陈、潘二人经过茶叙、琴挑、偷诗一番曲折后，终于私自结合。事为观主觉察，乃逼必正赴试。登程之日，妙常追至江边，雇船赶上，哭诉别情。后潘生登第得官，路出金陵，迎娶妙常归家团聚。
很明显，曹雪芹正是从此剧的剧情人物出发，创作出妙玉（女尼妙常，茶叙、偷诗）这个虽然戏份不多，却极其重要的红楼人物。“金陵女贞观”正是栊翠庵的原型之一；潘必正正合与司棋处对象的潘又安；而“潘生登第”和“妙常至江边”的情节，也应与《红楼梦》后三十回的某些情节相吻合。因为据我研究，贾宝玉、贾兰等人后来也榜上有名；而据靖批提示，妙玉曾在后三十回到过瓜州渡口，正是“江边”之戏。
所以，即使《玉簪记》不是袁于令写的，从以上分析来看，他至少改编过此剧，而且增删内容不在少数。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玉簪记》，袁廷祷编撰的《吴门袁氏家谱》中，再无其它外戏。如果加上《玉簪记》，那便是袁砚斋的十三戏，正是我们所熟知的，十二钗加贾宝玉的组合。下面我们就来逐一分析，享用曹雪芹为我们提供的这场大餐：
袁于令是相当有个性的人物，据尤侗《艮斋杂说》记载，他在荆州时，一天长官问：“闻贵府有三声。谓围棋声，斗牌声，唱曲声也。”袁于令则说：“下官闻公亦有三声。”这“三声”是“算盘声、天平声、板子声。”监司大怒，立刻免了他的官。
对《西楼记》等戏曲作品和他本人的评价，当然也不少。祁彪佳是明末著名文人和藏书家，因为在清兵来临之前沉塘殉明，又被后世誉为“气节之士”。他在《远山堂曲品·逸品》里说：传青楼者多矣，自《西楼》一出，而《绣襦》、《霞笺》皆拜下风。明末清初的学者、作家张岱也在通信《答袁箨庵》里说：兄作《西楼》，正是文章入妙处。明末画家、书法家、刻书家陈继儒则在《题(西楼记)》里推崇该曲说：笔力可以扛九鼎，才情可以荫映数百人。《新传奇品》则评其作品如“海鹤鸣秋，声清影淡”。对于袁于令，虽然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曹雪芹与脂砚斋可是看他戏长大的，对他的这些戏肯定耳熟能详，是他的忠实粉丝，铁杆观众，并把他当成崇拜偶像。红楼梦里的戏曲元素很多，这就是原因之一。我在《红楼悟梦》一书中曾撰文“《红楼梦》中戏”，分析了《红楼梦》二十四戏与金陵十二钗的对应关系。里面除了《玉簪记》中的《挑琴》一出，只有《西楼楼会》出自袁于令的十三戏。而且，一部改编自高濂戏只选一出，一部则被改了名儿，足见曹雪芹之“狡狯”，隐藏之深！很明显，他就是想保留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楚江情·朝来翠袖凉》是袁于令《西楼记》里创作的一首曲。
楚江情·朝来翠袖凉
〔香罗带〕朝来翠袖凉。
薰笼拥床。
昏沈睡醒眉倦扬。
懒催鹦鹉唤梅香也。
把朱门悄闭。
罗帏漫张。
一任他王孙骏马嘶绿杨〔一江风〕。
梦锁葳蕤。
怕逐东风荡。
只见蜂儿闹纸窗。
蜂儿闹纸窗。
蝶儿过粉墙。
做气怯不能歌介：病后气促。
十分费力。
生：恐怕伤气。
住了罢旦：歌完了。
从这首曲的内容来看，整个就是《红楼梦》中林黛玉之形象的翻版。不仅如此，《西楼梦》开篇即有于叔夜之语：“难道三生石上，半笑也没有？”大家就明白原因了。同时，悉心的读者还会发现，和《红楼梦》一样，《西楼梦》之故事同样始于“上元佳节”。
《西楼记》取材于袁于令本人的生活经历。“于鹃”为“袁”的反切字，暗示其原型姓袁，剧中人物穆素徽、池同、赵伯将也各有生活原型。这样的文学构成恰好与《红楼梦》吻合，曹雪芹正是以曹、李、孙等家族为原型进行写作。
《西楼记》的流传很广，有许多版本。现存明剑啸阁原刻本，《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据之影印，题《剑啸阁自订西楼梦传奇》。《西楼梦》中，与《红楼梦》之人物性格、情节安排相似之处比比皆是。其中有个义士胥表，起了关键作用，正合曹雪芹笔下的侠士倪二。“于叔夜”这个名字本身就射“宝玉”，“叔”即古代秦叔宝，隐“宝”，“于”隐玉字。要知道，与袁于令相比，曹雪芹更是个设谜的顶级高手，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剧中素徽做法事时被强人夺走的情节，正合《红楼梦》后三十回中妙玉假说被强盗掠走的情节。后来胥表亮明身份，其实劫走素徽者是他自己。相信《红楼梦》后三十回里倪二与贾芸的做法，也是如此。
《西楼记》的故事是袁于令与他人争夺妓女穆素徽，被告官，他父亲因害怕，将他送入狱中。袁于令遂因寂寞无聊而在狱中写成《西楼记》(见蒋瑞藻《小说考证》卷六、《曲海总目提要》卷九等书)。这些情节，促使曹雪芹在后三十回中写出了宝玉入狱，而贾芸等人去狱神庙安慰他的故事。当然，穆素徽的出身和相貌并不可取，她不但是妓，据传她“亦中人之姿，面微麻，貌不美”，“短小而丰肌”。曹雪芹又怎肯取其万一？如果真这么写，可要大煞风景，《红楼梦》也就没人喜欢了。
陈继儒之所以欣赏袁于令的《西楼记》，也是因为其“极幻极怪、极艳极香”（《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 160）。“极幻，极怪，极艳，极香“，可以说是《西楼记》在内容、形式和风格上的特色。当然，《西楼梦》在艺术表现方面与《红楼梦》不可同日而语，在《红楼梦》一书中，曹雪芹已经将中华文字的博大精深发挥到极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即便如此，《西楼记》这部传奇也有它的精彩之处，从构思、关目到梦境描写等方面，深得《牡丹亭》之“意趣神色”。它仍不失为一出脍炙人口，被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好戏。
《西楼记》全剧共四十出，首出《标目》介绍家门大意。按照于、穆二人的爱情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部分。从第二出到第八出，写爱慕订盟之乐；第九出到第十五出，写被迫分离之苦；从第十六出到第三十五出，写生死之情；从第三十六出到最后，写重逢欢集。其中第三部分是全剧重心，正如剧中人物于叔夜所说：“死而复生，离而复合，亦一段奇语也。”从第八出《病晤》(台本名为《楼会》)，于、穆二人在西楼初见订盟，一直到第三十八出《会玉》，他们才别后重逢。其中有二十九出，约占全剧四分之三，没有同场戏，而是着力写于、穆二人离别生死之变，以见证他们爱情的坚贞不移。这种写作手法，同样被曹雪芹运用到《红楼梦》里，宝黛之恋仅作为主线之一，篇幅无多，十二钗的命运流变，才是最重要的内容。
《西楼记》里的于鹃是一个厌倦科举考试的才子（正合贾宝玉），他以戏曲创作而闻名，穆素徽倾慕不已，芳心暗许。他在戏盐开篇第一出的一番个人表白，更是把才子佳人天作好合的重要性，凌驾于功名利禄之上，可谓视功名利禄如粪土。这一点，便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宝黛生死恋的立意定位。在这部戏的最后，于鹃很不情愿地参加了考试，却糊里糊涂地高中状元，也与宝玉等相同。冯梦龙根据袁于令《西楼记》传奇，曾将它改编成《楚江情》，情节与原本无甚出入，仅对有关胥表的某些部分加以改动，并删去一两出。这时候，我们便可以知道《红楼梦》里史湘云判词“湘江水逝楚云飞”一句的出处了。
细观《西楼记》之剧本，第二回即有一曲《一翦梅》：“红楼十二尽留名。东院闻筝。西院听笙。”之后又有“倦整金钗倚翠屛”、“春纤冷”、“探春令”、“歎于郞似镜花难採、石燐难照、水月难捞”，满眼皆是《红楼梦》中的元素。
而细品关于穆素徽的描写：“自照菱花”、“芙蓉出渌水”、“怜颦惜笑”、“脂冻桃花”、“王嫱远聘”、“红颜多薄命”、“烹茶鹤避烟”、“病怯更愁纤指脆”、“怨怅多，快活少，一句说话，二句便恼，春病恹恹不得好”、“冰魂玉魄果无瑕，不向东风鬭丽华”、“病鬼愁魔”、“膏肓病，未可拏”、“你又多病”，显然也是一个“多愁多病身”的形象，与林黛玉真是别无二致。
而“信是三生缘分稀”、“管使西楼闹喧喧”、“总是相思画”、“好叫我泪如麻”、“红颜自古多薄命，莫向东风怨落花”、“待开只愁肠断，不开时又忍不过，怎么好”、“拆散双鸾两处鸣，展转嗟薄命”、“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情恋落花”、“欸乃一声一泪零”、“漏将收，尙兀自泪珠流”，则是《红楼梦》里还泪情节和宝黛恋的灵感来源。
又有：“碧梧修竹绿云攒。斜照稀微石凳寒。何处晚凉生腋底。爲沉瓜果列冰盘。”、“满院梧桐翠欲滴，华堂内珀盌晶盘，湘帘下象牀牙席”、“洞口桃花也笑痴”，这岂不就是潇湘馆的场景么？
第十九出，有一段《胡捣练》：“心上事。泪中流。一段离情两处愁。归梦不忘楼上月。痴魂犹记渡头舟。”、“今夜天色如水。河影如练。想幽梦可通。芳魂不隔。多应趁此月明来也。只怕梦中去路茫茫。我梦来寻你。你梦又来寻我。又不能彀相値了。〔做泣介〕咳。想你愁多无寐”，“梦断残宵泪黯然，续来犹恨隔江天，痴魂欲渡江天去，却是迷离一片烟。”正是宝黛恋爱的灵感来源。从“夫妻信有缘，五百年，三生石上曾识面”一句来看，曹雪芹一定是从《西楼记》的字里行间，找到了宝黛恋的创作灵感。
最后，第三十八出“会玉”中，一曲《颗颗珠》：“一别已经秋。今朝相见。不禁泪交流。〔生〕西楼有盟。曾结三生夙好。〔旦〕旧玉无恙。终成百岁良缘。〔生〕死而复生。离而复好。亦一段奇话也。〔旦〕千愁万恨。不能尽述。”，之后又有于父之言：“〔外〕孩儿过来。有李年丈谆谆在此作伐。你的心愿难改。夙缘已成。今日乃婚姻大吉日。就与你成亲罢。索从你室家永宜。”以及“三生石，曾留笑，百年景，同谐老，鱼水投欢好，〔旦〕媿牆花路草，附玉依乔。”试想一下，此情此景，曹雪芹会写出二玉不结合的情节吗？事实上，宝玉和黛玉是成就了婚姻的，只不过婚后不久，黛玉即仙逝了。宝黛之恋正如昙花一现，虽然短暂，却很奇美！
经过以上分析，曹雪芹正是通过《西楼记》这部戏，才构思创作了林黛玉这个角色，而宝黛的“还泪绝恋”，以及最终的短暂婚姻，所有这些灵感，都来自此剧。
再说《金锁记》。单凭名字，我们就知道这部戏一定与薛宝钗有莫大联系。果真如此么？
这部戏改编自元朝关汉卿杂剧《窦娥冤》。但袁于令做了较大改动，剧情得以丰富，主题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他在《〈隋史遗文〉序》中曾提出：“传信者贵真，传奇者贵幻”。由此可见，袁于令与曹雪芹的创作思路何其相似！由于袁先曹后，足见曹雪芹曾经仔细研读过袁于令的全部著作，并因此而获益匪浅。
《金锁记》里，“金锁”贯穿全剧，事关全剧情节发展，最终成为窦娥冤情得以昭雪的铁证。剧中主人公蔡昌宗幼时项挂金锁，因此乳名锁儿（正合宝钗项挂金锁）。而窦娥原名端云（正合湘云），金锁后来由窦娥保管。窦娥临刑时天空突降大雪，正合《红楼梦》中的“丰年好大雪”（薛宝钗家世）。窦娥最终因金锁昭雪，与窦娥夫妻团聚，正合宝玉与宝钗的金玉良缘。袁于令笔下的窦娥，少了抗争，突出了她“德”字，即至贤至孝。由此，窦娥“孝而不顺”的刚烈性格被袁于令削弱，减少了她人格的悲壮感，这正是薛宝钗形象的灵感来源。
当然，曹雪芹对关汉卿原本还是有他自己理解，《金锁记》中，蔡婆不再放债谋利。但曹雪芹却汲取了原剧的这个元素，把蔡婆的高利贷情节写到了凤姐身上。再者，《金锁记》第二十出《探狱》，不仅刻画出蔡婆对窦娥的关怀爱护：“眼乍瞥，五内裂，痛你无端受缧绁”、“听伊说，要把囚犯決。唬得我魂飞魄散心哽咽，扪地呼天空激切。”正合曹雪芹后三十回关于红玉茜雪“狱神庙”探望宝玉的“一大回文字”。而且，“狱底凄凉，真堪痛觉。风雨黄昏，鬼声四接”的狱中环境描写，也正是曹雪芹后三十回中关于贾芸与倪二“仗义探庵”，搭救宝玉故事情节的灵感来源。
另外，袁于令所创造的龙王、龙女、上天神明等新角色，是曹雪芹写出“太虚幻境”、“警幻仙子”等仙境、神鬼的重要灵感源。最重要的是，《金锁记》中，还出现了“得中状元”、“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情节，再结合《西楼记》中才子于娟高中状元、最终与穆素徽走在一起的情节。由于窦娥是宝钗的重要灵感源，而穆素徽则是黛玉的重要灵感来源，曹雪芹正是受到这两部戏剧的影响，才写出了宝玉与宝钗、黛玉结合的故事情节。《旷园偶录》(引《剧说》卷三)曰：“袁于令生平得意在金锁而今人盛行西楼”。我认为正是因为袁于令的这两部作品，触发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黛钗合一的描写。
与《窦娥冤》相比较，《金锁记》剧情中赫然出现了蔡昌宗与东海龙王第三龙女冯小娥有十九日(人间三年)的未了姻缘，蔡昌宗在求师访学的路上溺于黄河，被天神引入水府，了却前缘。这正合《红楼梦》里面关于黛玉还泪的情节，而由此亦可知，宝玉与黛玉之间，有过一段那怕是很短暂的婚姻－十九日。
结合《红楼梦》文本，第二十九回黛玉语：“我要安心咒你，我也天诛地灭。何苦来！我知道，昨日张道士说亲，你怕阻了你的好姻缘，你心里生气，来拿我煞性子。”后文又有宝玉听见他说“好姻缘”三个字，“越发逆了己意，心里干噎，口里说不出话来，便赌气向颈上抓下通灵宝玉，咬牙恨命往地下一摔”。因为“好姻缘”和“好夫妻”绝不能等同于“无姻缘”和“没夫妻”，因而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二玉之间没有婚姻，大家都被脂砚的那条靖批给带沟里去了（注1）。
第三十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龄官划蔷痴及局外第3段文字：“宝玉见关着门，便以手扣门，里面诸人只顾笑，那里听见。叫了半日，拍的门山响，里面方听见了，估谅着宝玉这会子再不回来的。”正说明后三十回中宝玉娶回宝钗之后却不见了踪影－宝钗丢了新郎官。之后又有晴雯语：“胡说！宝姑娘这会子做什么来。“又说明黛玉并不知道宝玉已经先和宝钗拜了堂。
第三十一回掉包计的重要伏线更多。宝玉言：“将来怎么样？明日你自己当家立事，难道也是这么顾前不顾后的？”说晴雯“当家立事”，因她是黛玉的影子，自然暗喻宝玉娶了黛玉。接下来，晴雯又说：“好离好散的，倒不好？“宝玉听了这些话，气的浑身乱战，因说道：“你不用忙，将来有散的日子！“充分说明二玉之婚姻过于短暂，黛玉没多久便仙逝了。
之后又有一大段文字，皆是为后三十回的掉包计伏脉，只可惜剧情却不是高鹗所理解的那样。袭人语：“可是我说的：'一时我不到，就有事故儿。’”这个“事故儿”，便是宝玉又与黛玉拜了堂。
晴雯听了冷笑道：“姐姐既会说，就该早来，也省了爷生气。自古以来，就是你一个人伏侍爷的，我们原没伏侍过。因为你伏侍的好，昨日才挨窝心脚；我们不会伏侍的，到明儿还不知是个什么罪呢！““早来”表明宝玉先迎娶了宝钗，而“明儿还不知是个什么罪呢”，表明宝玉后来又与黛玉冲喜，偷偷拜堂，日后会因此而被捕入狱，按照清朝法令，杖责90。
袭人语：“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说明宝钗瞒着宝玉和黛玉，与宝玉先拜了堂。
晴雯听他说“我们“两个字，自然是他和宝玉了，不觉又添了酸意，冷笑几声，道：“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别教我替你们害臊了！便是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事儿，也瞒不过我去，那里就称起'我们'来了。明公正道，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也不过和我似的，那里就称上'我们'了！“正合贾家一群人，“鬼鬼祟祟”瞒着二玉，“明公正道”地先把宝钗娶回家。
袭人羞的脸紫胀起来，想一想，原来是自己把话说错了。宝玉一面说：“你们气不忿，我明儿偏抬举他。“袭人忙拉了宝玉的手道：“他一个糊涂人，你和他分证什么？况且你素日又是有担待的，比这大的过去了多少，今儿是怎么了？“这也是说贾家明媒正娶，八抬大轿把宝钗“抬举”回家，而黛玉却是个“糊涂人”，被蒙在鼓里。
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涂人，那里配和我说话呢！“袭人听说道：“姑娘倒是和我拌嘴呢，是和二爷拌嘴呢？要是心里恼我，你只和我说，不犯着当着二爷吵；要是恼二爷，不该这们吵的万人知道。我才也不过为了事，进来劝开了，大家保重。姑娘倒寻上我的晦气。又不象是恼我，又不象是恼二爷，夹枪带棒，终久是个什么主意？我就不多说，让你说去。“说着便往外走。“夹枪带棒”，说明了贾母与凤姐之掉包计之荒唐至极。
宝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气，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发你出去好不好？“晴雯听了这话，不觉又伤起心来，含恨说道：“为什么我出去？要嫌我，变着法儿打发我出去，也不能够。“宝玉道：“我何曾经过这个吵闹？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打发你去吧。“说着，站起来就要走。袭人忙回身拦住，笑道：“往那里去？“宝玉道：“回太太去。“袭人笑道：“好没意思！真个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便是他认真的要去，也等把这气下去了，等无事中说话儿回了太太也不迟。这会子急急的当作一件正经事去回，岂不叫太太犯疑？““不怕臊”说明了事态的严重性，“岂不叫太太犯疑”，则说明贾政夫妇只知其一未知其二，并不知道又娶黛玉之事。
宝玉道：“太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说是他闹着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闹着要去了？饶生了气，还拿话压派我。只管去回，我一头碰死了也不出这门儿。“宝玉道：“这也奇了。你又不去，你又闹些什么？我经不起这吵，不如去了倒干净。“说着一定要去回。袭人见拦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纹、麝月等众丫鬟见吵闹，都鸦雀无闻的在外头听消息，这会子听见袭人跪下央求，便一齐进来都跪下了。宝玉忙把袭人扶起来，叹了一声，在床上坐下，叫众人起去，向袭人道：“叫我怎么样才好！这个心使碎了也没人知道。“这充分说明黛玉之病“闹”得十分严重，才迫使贾母与凤姐作出了“一轿娶双娇”的决定，二人料定她时日无多，只要瞒着，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后文宝玉“说着不觉滴下泪来。袭人见宝玉流下泪来，自己也就哭了。”说明结果是宝玉与宝钗都流泪，不过宝玉是高兴的眼泪，宝钗却是伤心泪。
后文林黛玉笑道：“你死了，别人不知怎么样，我先就哭死了。“暗写黛玉的早死。宝玉笑道：“你死了，我作和尚去。”袭人笑道：“你老实些罢，何苦还说这些话。”林黛玉将两个指头一伸，抿嘴笑道：“作了两个和尚了。我从今以后都记着你作和尚的遭数儿。”此句话暗伏后三十回宝玉之“悬崖撒手”。
最重要的是晴雯的这句话：“何苦来，又招我！”说明宝玉先娶宝钗，又娶黛玉，曹雪芹真是煞费苦心！可惜却无人能懂。
还有一条证据是在第七十九回，宝玉祭完晴雯，便见林黛玉，她将祭文中的“红绡帐里，公子多情；黄土垄中，女儿薄命。”一联，改成了“茜纱窗下，公子多情。”其中“红绡”自然是宝玉迎娶宝钗，而“茜纱窗下”就是暗写宝玉在西楼即缀锦楼里又娶了黛玉。黛玉又说“红绡”一词：“未免熟滥些。放着现成真事，为什么不用？”即是说黛玉真心喜欢宝玉，想要嫁给他。后文宝玉却说：“但你居此则可，在我实不敢当。”而且贾宝玉接连说了一二十句“不敢“。
试想，曹雪芹的文字没一句废话，他在强调什么？难道他真是怕唐突黛玉吗？这里显然是在说二玉婚姻之难，怎么不敢呢？宝玉敢娶呀！为什么这么强烈地“不敢”呢？一定是违反了常规。对贾府来说，老太太就是权威，而凤姐便是个执行法官，有什么不敢干的呢？因此才会上演那出娶了又娶的闹剧！“一二十句不敢”恰恰说明宝玉已经娶了宝钗，所以才“不敢”再娶黛玉。后来又有黛玉语：“何妨。我的窗即可为你之窗，何必分晰得如此生疏。古人异姓陌路，尚然同肥马，衣轻裘，敝之而无憾，何况咱们。”“我的窗即可为你之窗”，充分表明了她与宝玉的结合。
宝玉后来一通乱改：“茜纱窗下，小姐多情；黄土垄中，丫鬟薄命。”越性将“公子”、“女儿”改去。“越性”即是违规，“将女儿改去”，即是将宝钗换成了黛玉。其中的“素日你又待他甚厚，故今宁可弃此一篇大文，万不可弃此“茜纱”新句。”暗写黛钗合一，宁可违反常理也不愿放弃黛玉。最后宝玉语：“如此一改，虽于我无涉，我也是惬怀的。”“无涉”是反语，“惬怀”是因他与黛玉结合，虽然只有十九天。黛玉也说这样“不典雅”，但“如此说，还不算迟。”说明此举虽然“越性”，却在她的有生之年与宝玉结合，“还不算迟”。
后来蔡昌宗得到冯小娥的帮助，高中状元，以曹雪芹对袁于令及其戏曲作品的偏爱，说明《红楼梦》后三十回里面贾宝玉和贾兰、贾菌、甄宝玉等人，后来也有中举的情节。
《金锁记》曾作为袁于令的主要作品刊刻行世，可惜现已失传。所幸尚有几种抄本留存，多为梨园演出脚本，据李复波九三年点校版《金锁记》，与《红楼梦》可以说是大有渊源。
且不说蔡昌宗项挂金锁，正合宝钗，早年丧父，又正合黛玉，就连他的表兄同学（第二十二出“研席之交”贾远）都姓贾，正是贾宝玉的灵感源。第二十二出出末诗还有：“春山生宝玉”，正是《红楼梦》“放春山”和“贾宝玉”的由来。
《金锁记》中，窦娥名唤端云，母亲早亡，正合十二钗中的史湘云，她最后与宝玉成为“白首双星”，恐怕灵感即来自于此。窦娥年纪轻轻便被送入蔡府作媳妇，正合黛玉被贾府收养之情节。
而蔡昌宗与龙女有未了姻缘，正合宝玉与黛玉之姻缘，虽然只有十九天。第八出《惊溺》丑角说蔡昌宗“癞头鼋”吃了，正合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第12段宝玉之语：“若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教个癞头鼋吞了去，变个大忘八⋯⋯”。于是，《金锁记》第九出《奇合》便有：“半是凡胎半是仙，阴阳变化自天然。今朝复作乘龙者，只为生前不了缘”。也就是说，他已经收了窦娥，却又娶了龙女，这便是《红楼梦》里宝玉同娶宝钗黛玉的灵感源。“海藏龙宫，翻作桃花玉洞”，正合黛玉之桃花情结。“更新人容貌，宛然如玉”，正合黛玉容貌。“那知、在玉楼金屋”，正合后三十回宝玉娶双娇之情节。
第十出《闻凶》，蔡母将窦端云改名为“窦娥”，与龙女“冯小娥”正好是一对。又将金锁交与窦娥，正合宝钗之金锁。第十一出《晚达》，窦天章得志中举，还有“门子”出现，正合贾雨村中举及“门子”情节。第十二出《私奠》中，“未曾执盏泪先抛”，正合黛玉还泪情节。
后来，蔡氏因索债差点儿送命（合凤姐放债），而张驴儿用药误害其母（正合菖菱药害黛玉），县官胡图正合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窦娥冤”，正合“冯渊（逢冤）”。第二十出《探狱》，正合“狱神庙”之情节。最明显的是“莫怨东风当自嗟”一句，出自宋代欧阳修《明妃曲.再和王介甫》一诗（详见《红楼悟梦》拙文“占花名诗出自曹寅”），也被曹雪芹用在了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死金丹独艳理亲丧”第3段，用来影射黛玉。
最明显的是第十六出，蔡昌宗与龙女结婚，“恍疑在蓬莱阆苑”正合第五回“开生面梦演红楼梦立新场情传幻境情”第28段：“一个是阆苑仙葩”，正合宝钗。而接下来的“幸三生旧有一笑姻缘”，则正合黛玉。后文又有“这湘君与湘夫人原是尧帝之二女，舜帝之二妻，不可不见”，这分明就是曹雪芹写出宝玉娶二妻的灵感来源！
“长生乐”本是个词牌名，调见晏殊《珠玉词》，以其《长生乐·玉露金风月正圆》为正体，本来就是《红楼梦》里“金玉良缘”的灵感源。《长生乐》一剧的主要故事情节是东晋之时，有刘晨、阮肇二人，入山采药，迷路不得归。遇二女子引入仙洞，饲以胡麻脱粟饭，相与寝处数日，仍由二女子送出。及到家中，向之呱呱而泣者，今则皤然一老翁矣。团聚问讯，而家人嗃嗃，妇子嘻嘻，俱属孙曾辈。只此一来复之间，已经过七十多年。
剧本引子即称：“蟾宫摘桂高仙手，独占鳌头天下知。”正合元春的王妃身份。接下来刘晨有白：“下官刘晨，当年与兄弟同伴，上京赴试。蒙主龙恩，钦点文武状元。绕道还乡，行至天台山游玩山景，被猛虎冲散。多亏麻姑圣母，引进桃源洞，将瑞鹤二仙，许配我兄弟二人为婚。成亲七日以后，别过仙姑归家。盼望天色尚早，就此前行。”再有吹腔：
“兄弟双双上帝京，
蒙恩钦赐状元郎。
深山猛虎来冲散，
得会仙姑转回乡。
我们知道，元春判词中有“虎兕相逢大梦归”一句，正合“深山猛虎来冲散”。而元春的另外一句判词：“望家乡，路远山高。”正合“得会仙姑转回乡”。
《战荆轲》一剧已佚，《笠阁批评旧戏目》、《今乐考证》均著录为袁作。焦循《剧说》卷三：“箨庵制四折杂剧，如《战荆轲》之类，杜茶村之云：‘舌本生硬，江郎才尽耶？’”因为杜溶熟知袁于令，由此可知此剧为袁于令的晚年之作，而且是四折短剧，不是传奇。此剧故事故事取自“二鬼战荆轲”，即羊角哀与左伯桃，是汉初人，古代八拜之交之一，想当初刘关张结拜就是敬奉的这二人。
论剧中人物之个性，由其是与荆轲作战的羊角哀，性格刚烈、敢做敢为，正是《红楼梦》里探春的性格写照。而且“探”字含“手”含“穴”含“木”，正合剧中左伯桃在枯桑木下手赠衣粮，以及墓挨荆轲而被欺之故事。但曹公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探春写成羊角哀，只好变着法儿把她嫁给外国人和番去了。剧中左伯桃被荆轲欺负，正合探春的庶出身份。《增广贤文》里有一句话：“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红楼梦》里，恐怕也只有探春一角，算得上是贾宝玉，即曹雪芹的知心人。
从荆轲这方面来看，对他的评价一般都是“悲情英雄”，他去做的事可谓是惊天动地，本来将成为扭转历史的大人物，可惜功败垂成。他出发时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场面，这与探春远嫁的场景何其相似！结果却是失败，正合探春的薄命结局，绝非高鹗笔下的糊里糊涂地完壁结局。
袁于令朋友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七卷也记有这个故事，其中有《西江月》一词：
习习悲风割面，蒙蒙细雨侵衣。
催冰酿雪逞寒威，不比他时和气。
山色不明常暗，日光偶露还微。
天涯游子尽思归，路上行人应悔。
此词正合探春的结局－在归乡途中死于风雨海难。
《玉麟符》一剧，现也佚失，内容无从可考。“玉麟符”典出《隋书》卷六十三〈樊子盖列传〉。指刻有麒麟的玉质符信。隋炀帝为了嘉奖樊子盖之功，特意为他制造玉麟符，用以取代铜兽，表示特殊待遇。袁于令写有小说《隋史遗文》，对隋朝那些事儿，颇有心得研究。因此，我起初认为《玉麟符》的剧情，就是关于隋炀帝和樊子盖的故事。天启、崇祯年间，袁于令写了《金锁记》、《长生乐》、《玉麟符》和《瑞玉记》等戏曲。其中《长生乐》、《瑞玉记》和《玉麟符》已经佚失。有研究者认为，顾公燮《丹午笔记》所记载袁于令的《玉麟符》，系《玉符记》之别名。然而清人编撰校订的《重订曲海总目》里，既载有“吉衣道人”的《玉符记》，又载无名氏的《玉麟符》，可见两曲不是一种。另外，《今乐考证》则明确记载：薛既扬《玉麟符》。可惜并无其它资料可以考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袁于令至少改编过它。
据日本“中国城市戏曲研究会”所编《曲海》记载：《玉麟符》未知何人所作。以楚怀王孙心佩玉麟符，为婚姻关键。而所演皆项梁项羽事迹，半实半虚。剧云：楚怀王有玉麟符，祖传宝物也，一与其孙心，一与其大夫孙贻，约聘贻女为孙媳妇，以符为验。后遭乱散失。及梁羽奉心为楚怀王，访得孙贻之女，有玉麟符为佩，遂迎以为妃。按汉时有钢虎符、竹使符，唐时有银鱼符、银兎符、亦有麟符、及青龙白虎朱雀元武等符，此盖借用其字面，无所取义也。孙大夫，亦系凭空添出。虽然《曲海》也没有列出此剧的作者究竟是不是袁于令，但其所载内容却足以证明，《玉麟符》和《玉符记》并非同一曲目。
从字面上看，我们就知道《玉麟符》一剧，是湘云的灵感源。在《玉麟符》里，“玉麟符”也分身两块，最终成为楚怀王心与孙贻之女的定情信物。曹雪芹正因这一剧情，才在《红楼梦》里，将“玉麟符”写成“金麒麟”，并最终伏下“白首双星”。湘云判词中有“襁褓之间父母违”，正合《玉麟符》里面订的娃娃亲。“湘江水逝楚云飞”，正合楚怀王。“霁月光风耀玉堂。厮配得才貌仙郎，博得个地久天长，准折得幼年时坎坷形状。”正合她因玉麟符而成为王妃。但后来还是“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楚怀王的日子并不好过，在位时间也不会很长。
前文已说明《玉簪记》是妙玉的灵感源，不再累述。
《玉符记》如今也已全佚。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之“新城北录下”记载：“《玉符记》（吉衣道人作）。”吉衣为“袁”，吉衣道人即是袁于令。即《扬州画舫录》载明，《玉符记》为袁于令所作。
再者就是《笠阁批评旧戏目》，《今乐考证》称之为《笠阁评目》，近人或又称为《千古丽情曲目》。作者是笠阁渔翁，不知系何许人。其中亦有记载：“《玉符记》袁令昭作。上下。”
还有黄文旸等《重订曲海总目》，于“国朝传奇”著录：“吉衣道人《玉符记》。”
因此，《玉符记》亦无著作权之争。这是一部描写明末时事的的戏。卓人月《残唐再创小引》云:“今冬遘凫公、子塞于西湖，则凫公复示我《玉符》南剧，子塞复示我《残唐再创》北剧，要皆感愤时事而立言者。凫公之作，直陈崔、魏事，而子塞则假借黄巢、田令孜一案，刺讥当世。”由此可知，《玉符记》一剧所演绎之内容，是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崔呈秀、魏忠贤的事。
具体细节因剧本佚失而无从知晓，但从一些史籍记载中，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张廷玉《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四记载了崔呈秀的结局：“庄烈帝即位，其同党知忠贤必败，内相携。副都御史杨所修首请允呈秀守制，御史杨维垣、贾继春相继力攻，呈秀乞罢。帝犹慰留。章三上，温旨令乘传归。已而言者劾呈秀及工部尚书吴淳夫、兵部尚书田吉、太常卿倪文焕、副都御史李夔龙，号称“五虎”，宜肆市朝。诏逮治，籍其赀。时忠贤已死，呈秀知不免⋯⋯后定逆案，以呈秀为首。”由于魏忠贤先崔呈秀而死，恐怕这也就是《玉符记》的最终结局。
其中，贾继春作为关键人物之一浮出水面。细思一下，“贾继春”不就是继元春之后，排行老二的贾迎春吗？“迎春”即“继春”，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们有理由相信，贾继春即是《玉符记》中的出场人物，而曹雪芹正是从他的名字里，构思了贾迎春这个贾府二小姐。
据史料记载，明朝末年著名的三大案之一的移宫案发生后，明熹宗终于顺利即位，但斗争并未平息。御史贾继春上奏指责东林党人过多干涉内廷事务，遭群起责难。熹宗下诏披露西李之事，把贾继春削职。此后，大权落到太监魏忠贤手里。魏忠贤执政期间，疯狂迫害东林党人，同时为三案翻案。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魏忠贤的授意下，糊涂的明熹宗居然把西李的行为忘的一干二尽，公开宣布西李无辜，尊封为康妃。又声称支持西李的贾继春忠谏有功，召回任用。
《明史》记载“继春再揭”－他曾两次力谏，之后又“益窘，惶恐引罪，言得之风闻”，说明也是个没准主意，畏首畏尾之人，正合贾迎春的“二木头”个性。贾继春复官后，为了巴结魏忠贤，重述移宫事时写了“娓娓数百言”，使“忠贤大喜”。
朱由检即位后，贾继春“知忠贤必败，驰疏劾崔呈秀及尚书田吉、顺天巡抚单明诩、副都御史李夔龙，群小始自贰。”他得知魏忠贤和崔呈秀必败无疑，虽然身在南方“督学南畿”，却立即“驰疏”。刘斯球告他“反覆善幻”，两贾继春也确实过分。为了巴结王安，他先是借移宫之事诋毁杨涟，见大家都向着杨涟，害怕将来还用的着人家，又“俯首乞和，声言疏非己意”，而一旦退了朝，却又开始暗中诋毁。从这些事情来看，贾继春就是个反复无常的懦弱小人。
忠贤事败后，贾继春又极度赞誉高弘图救杨涟之事，并且推荐韩爌、倪元璐，以便求得自己的清白。朱由检定逆案时，贾继春不列名单，朱由检便问他为什么。很明显，不为什么，怕惹麻烦呗，明哲保身、但求无过。朱由检最后对他的评价是：“惟反覆，故为真小人。”遂后判他坐牢，三年后，贾继春自恨而死。这充分说明，迎春也是薄命的结局。
有趣的是，贾迎春的丈夫中山狼的名字孙绍祖，也出自于《玉符记》。由于《玉符记》所讲之事在《瑞玉记》之前，所以一定会有崔呈秀、魏忠贤陷害忠良熊廷弼之事。熊廷弼为一代良将，虽抵御努尔哈赤有功，却被处死。史料记载的历史是当时西平之围吃紧，王化贞相信中军孙得功的计策，便发动广宁的全部兵力，让孙得功和祖大寿前往和祁秉忠会合，向前作战。刚交锋，孙得功便领头逃跑，于是明军大败，祖大寿逃往觉华岛去了。王化贞把孙得功看作心腹，而孙得功却早已投降，后来孙得功率领一众叛将把后金军迎入广宁。正是因为这场败仗，才使魏忠贤有机可趁，有了加害熊廷弼的把柄。所以，孙绍祖之名即来自于孙得功和祖大寿。
另外，剧中的其它情节也会成为曹雪芹的灵感源，比如当年有外戚李承恩，是宁安大长公主的儿子，家中藏有公主赐给的器物，魏忠贤诬告他盗窃乘舆服饰等禁物，将他判了死罪。我们知道，曹家正是因为藏匿了塞思黑(雍正之九弟允禟）的镀金狮子，才被洗劫一空的。
袁于令的《双莺传》是一部七折短剧，收在《盛明杂剧》二集中，署“幔亭仙史编次，武功山人评点”。其中一集“凡例”说：“作者如林，管窥有限。如旧刻冯北海有《梁太乙》及友人袁凫公有《双莺传》，一时散秩，未及推为冠玉。”
祁彪佳《远山堂剧品》已见著录。《今乐考证》之“国朝杂剧”收袁令昭《双莺》，刻本署“幔亭仙史”。《双莺传》创作不久就广为传唱。因《盛明杂剧》一集刻于崇祯二年仲春，则可推定，《双莺传》作于天启年间。
该剧写晓莺和小莺与两个落第书生商莹、倪鸿交往的故事。即写商莹、倪鸿两名书生秋试不第，遇二莺姊妹的事。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该剧都平淡无奇，并无可称道之处。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说：“《双莺传》杂剧为毫无若何精彩之劣作，曲词虽稍为典丽，然语语陈套，多不足观。”“他还认为该剧：“一读过便兴味索然，目之为笑剧则滑稽不足，目之为风情剧则情味浅，不知其究何故而浪费至七折也。”由此可见一斑。
实际上，《双莺传》果真像他们说的那样不堪吗？
杂剧《双莺传》的篇幅是七折，在演唱上，不仅在不同折内安排不同脚色演唱，而且在一折中也允许不同脚色的对唱或合唱，曲调兼用南北。例如《双莺传》第二折(《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曲调组合为：(番卜算)(北青哥儿)(醉归花月渡)(醉扶归)(四时花)(月儿高)(渡江云)(解袍歌)(解三醒)(皂罗袍)(排歌)(大迓鼓)(二犯朝天子)。足见《双莺传》之曲调，兼具南北之长，虽篇幅有限，却流传甚广，是一部经典好戏。
这部杂剧也是典型的才子佳人结构，整部剧突出一“情”字，并无新意。袁于令在《盛明杂剧》序里说：“沈林宗兄……索剧于余，余向未撰此(杂剧)苦无以应。”看来《双莺传》的撰写，有应邀的意思。此剧的创作时间，正是魏忠贤等阉党专权，东林党周顺昌等五义士阊门就义的时期，从《双莺传》里，可以感受到袁于令的不平之气。
现在，我们再读原文，终于有了帮手。商莹：“宝剑朝飞虹影。彩毫夜焕霞光。可笑年来。貂袭尘染，空剩英雄色相，醉向湘江（正合湘云）吸星斗，梦上秦台引凤凰。谁人识我狂（正合秦可卿、凤姐）？
接着介绍商莹际遇：“西风箫瑟满江干，匹马长嘶破晓寒，欲慰牢骚心底事，几回细捉宝刀看。小生姓商名莹（正合宝玉）、字雪映（正合宝钗）、旧吴人也、书窥二酉、兼通黄石奇谋（正合妙玉）、笔山三都（正合探春）、且谙白猿神术（正合惜春）、一腔热血、惜鲍叔之难逢、十载雄心、叹伯乐之未遇、近闻国家多事、献策于当事者、谁料数奇不遇（正合元春）……
[古轮台]危坐幔亭悲唱，血泪洒潇湘（正合黛玉），骑鲸上广寒，仙府听霓裳。
北青哥儿：“苦苦镇日价买笑追欢不暂息，晓来时露华轻晕香肌，黛扫就蛾眉（正合黛玉），窗底调笙吹篪，席上掉板掀槌，爱杀是舞袖的飘逸，歌喉清脆，学士们标题，浪子辈追随。
显而易见，《双莺传》里，也到处都是《红楼梦》的影子。但总体则呈现出壮士不得志，欲报国而无门，义气消沉，生活空虚的无聊氛围。又因晓莺和小莺这样的名字，正合“身量未足”的惜春，曹雪芹正因此剧，才写出了梦想出家的惜春。
其实关于神学，古代文学中不乏佳作，《双莺传》即是其一。禅师湛然也了解过祁彪佳的曲学，他的杂剧《鱼儿佛》，突出宣扬佛教思想。祁彪佳将《鱼儿佛》交给袁于令评点，袁于令作了大量改动，使之成为一部宣扬佛教思想的名剧。若此，我们对《双莺传》也终于有了更多了解，原来它同样是曹雪芹创作惜春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末文人如李贽，在六十岁以后，落发为僧。而大戏剧家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也带有浓重的佛教色彩，李贽和达观禅师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但袁于令评改的《鱼儿佛》，则以喜剧的形式，劝世济民。
《汨罗记》今已佚。据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中提到：“闻友人袁凫公有《汨罗记》极状屈子之忠愤。记成乃为秦灰，不可得见，唯散其事于《神女》、《双棲》记中。”这当然无需解释，因为屈原之《离骚》，即是王熙凤之灵感源。而“一从二令三人木”的判词，也必隐于其间。
《鹩鷸裘》是袁于令的早期之作，是写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曲海总目提要》卷九说：“此取鹩鹬裘换酒为名。据本传。又旁采诸书。凡关相如故事，大概填入《红楼梦》中。”
我在拙著《红楼悟梦》之文章“贾雨村的‘正邪两赋’之一”中，曾分析出卓文君和红拂都有夜奔的故事，而她们在《红楼梦》中所对应的人物即是巧姐。所以，《鹩鷸裘》一剧，即是十二钗里巧姐的专属代言。不错，巧姐从贾府的出逃，一定也是夜奔的情节。而且，晴雯病补雀金裘的情节思路亦来自于此。
川《远山堂曲品·当垆》评云：“传长卿者多矣，惟《鹧鹬裘》能集众长，此亦足分半席。”周震麟在其硕士论文《袁于令研究》中认为：“袁于令所以也来选择这一题材写作传奇，原因就在于相如和文君的结合是他心中的理想爱情，而相如风流倜傥、赋才横溢，虽一时穷窘，但终于显达的个性、才能和仕途荣耀，都是袁于令所心神向往的。”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巧姐即是曹雪芹对于《红楼梦》的期望。
《合浦珠》亦未见传本。笠阁渔翁《笠阁批评旧戏目》始见记载。姚燮《今乐考证》亦称：“与后夫容山樵作同目异辞”。张岱也在《答袁箨庵》中论及《合浦珠》，指出“吾兄近作《合浦珠》亦犯此病。盖郑生关目亦甚寻常，而狠求奇怪、故使文昌武曲、雷公电母，奔走趋跄。热闹之极，反见凄凉。”这里，张岱对袁于令过分追求怪幻提出了严厉批评。事实上，《合浦珠》作为传统剧目，早已流传了多年，近代尚存，今却佚失。
《合浦珠》全称《新镌批评绣像合浦珠传》，四卷十六回。题“携李烟水散人编”，其真实姓名不详，或许是徐震编纂，但原作者却肯定是袁于令无疑。作者摹拟唐人小说部分情节，组成奇巧曲折故事。作者具有娴熟技巧，文风浓重。
书中叙苏州书生钱兰，字九畹，与妓女赵素馨相恋，因有婚姻之约。后又与范太守女珠娘相爱，使人请婚范氏。范以曾有异人言，须以明月珠为聘，方可如请，故不允。后生与程生各得一珠，女父不知所从，乃试以诗，而生得入选成婚。既而复娶向所恋妓赵素馨与白瑶枝，后官至侍郎。生颇羡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为人，自称“希白居士”，题所居堂曰“希白堂”云云。
此曲之对应人物再明白不过，其中“钱兰”即喻贾兰，“九畹”暗藏李纨，“合浦珠”、“珠娘”及“明月珠”正合贾珠，真是一丝不差！
回目中，“梅花楼”正合李纨的老梅形象。而第10回：“咏雪诗当垆一笑”，正合《红楼梦》第五十回：“芦雪广争联即景诗”。第11回又有：“因赛神计劫兰闺秀”（合贾兰）；第12回：“为深情魂遗金凤钗”（合宝钗、凤姐）。
《珍珠衫》同样是一部传奇，今仅存《歆动》、《诘衫》二出，见于增订本《南音三籁》《纳书楹续集曲谱》、《弦索辨讹》等书。吴梅在《顾曲麈谈·谈曲》中说:“《珍珠衫》且浮爽不堪，如《歆动》一折，全墓李玄玉《劝妆》之调，而⋯⋯最足败坏风化”。
这出“败坏风化”的戏，当然非秦可卿莫属。“珍”即贾珍，“珠”即贾珠。所存《歆动》、《诘衫》二出，即是脂砚斋所记之“遗簪”、“更衣”诸文。
《瑞玉记》也是一部描写明末时事的戏，演魏忠贤门下走卒应天巡抚毛一鹭及织造中官李实构陷周顺昌及五义士事。乾隆十三年修《苏州府志》卷八十“杂记”三有关于袁氏创作《瑞玉记》的一则记载：袁箨庵于令作《瑞玉》传奇，描写逆珰忠贤私人巡抚毛一鹭，及织造局太监李实构陷周忠介公事甚悉，词曲工妙，甫脱稿，即授伶人，群绅士约期袁集公所欢唱演。是日群公毕集，而袁尚未至。伶请曰：“剧中李实登场尚少一引子，乞足之！”于是群公各拟一调。俄而袁至，告以故，袁笑曰：“几忘之！”即索笔书〔卜算子〕云：“局势趋东厂，人面翻新样。织造平添一段忙，待织就弥天网。”群公叹服，遂各毁其所作。一鹭闻之，持厚币密至袁祈请，袁乃易一鹭曰“春锄”。
无论“瑞玉”还是“织造局太监李实”，这部戏都指向了《红楼梦》里的男一号－贾宝玉。因该剧已佚，具体内容无从得知。
为何曹雪芹会对袁于令如此看重？原因在于，他俩经历太相似了。与曹雪芹一样，袁于令长像也很“不靠谱”，据说他“短身而赤鼻”，曾在BJ国子监读书，但没等他功成名就，便被褫夺青衿，开除了学籍。他功名受挫，仕途无望，因此才投身于戏曲文学。而曹雪芹则是年纪轻轻便被抄家，也因家族没落、前途渺茫而投身写作，两人真算得上是难兄难弟。
袁于令生活在一个优裕的诗书家庭中，从小耳濡目染，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这又与曹雪芹何其相似？曹雪芹自幼在爷爷曹寅的《千家诗》之熏陶下长大，与袁于令相同，也是上层社会有身份的少年公子。这样的人生阅历，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十九岁，才华横溢的袁于令即开始文学创作，写了成名作《西楼记》、《金锁记》、《珍珠衫》、《鹅鹬裘》。袁园客曰:“皆少年之作。”(《南音三籁》)。这一点，与曹雪芹也是同步的。
袁于令后来迁居金陵，与曹雪芹成了老乡。他随性豪放，爱交朋友，认识了不少社会名流，如吴伟业、尤侗、王士禛、周亮工等人。袁于令风流不羁，放荡狂放，但也渴望建功立业，追求功名。可以说，袁于令为曹雪芹树立了榜样。
但袁于令也因其随意，惹来不少非议，李渔即是一个。他白话短篇小说集《无声戏》中有一篇《清官不受扒灰谤，义士难伸窃妇冤》，主人公名叫赵玉吾，就是影射袁于令。而袁于令也不客气，他在《娜如山房说尤》卷下中对李渔进行了报复：“李渔性龌龊，善逢迎，游缙绅间，喜作词曲小说，常挟子弟过游，使隔帘度曲，或使之捧觞行酒，并纵谈房中，诱赚重价，予曾一过，后遂避之。”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是种种发泄，例例鞭挞，通过文学作品，来“出气”、“炮轰”，报复那些给自己造成不良影响之人。以曹公之力，恐怕在他的如椽巨笔下，所到之处，也是一片狼烟。比如焦大口中的“扒灰”和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等等原始情节，恐怕就是源自于李渔与袁于令之间的口诛笔伐。
顺治十年癸巳(1653)，袁于令62岁时，湖广抚臣题参袁于令等官“侵盗钱粮”。由吴伟业著《吴诗集览》卷十四《赠荆州守袁大韫玉》题下注引程迓亭可知。袁于令因“侵盗钱粮”被罢官。而这与曹家的亏空和“骚扰驿站”的罪名，真是如出一辙。因此，袁于令的一生，虽风流才调，高绝同侪，然而时运不济，个人命运不幸与国家的命运搅缠在一起，令使他成为一个悲剧式的作家。
创作方面，袁于令的确过分追求怪幻，使作品内核无法避免平庸。他不负责任的态度，信马由缰的结果，使自己逐渐脱离生活，想入非非，失去了创作的土壤和本源。但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正是袁于令本人及其作品，为曹雪芹搭建了向上的台阶。在此基础上，《红楼梦》的创作，当然会有更高的层次和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