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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书屋 -> 历史小说 -> 华夏传说之野史-> 第015章 中国野史集成·路史47卷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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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5章 中国野史集成·路史47卷 十五
- 【声生于日，律生于辰。日纪六甲，辰纪五子，八卦纳甲，而土日通焉。五子居律，而八卦隐焉。是故以声召气，以律定历，取八方之全声，而寓之八方之全器，于以察天墬之龢命，乖别之妖，而敌情之胜负、马步之多少，悉未逆而知之。】
声音产生于日，音律产生于辰。日与六甲相配，辰与五音相配，八卦与六甲相配，而土日相配则无所不在。五音配于律吕，而八卦隐含其中。所以用声音来召唤气，用音律来确定历法，取八方的全部声音，寄托于八方的全部乐器之中，用来观察天地的和谐，判别灾异的征兆，预知敌情的胜负，推测兵马步卒的多少，都能事先知道。
【同声相应，物之情也。是故杀气并而音尚宫，武王徯，纣之必败；南风委而死声至，师旷必楚之。无功七六之丝合，而爱国之气成四寸之管来，而八方之风至充之者，足以移民风、而化民俗。闻之者有以考其德，而知其治，英茎弗得弗弗古。探五行之妙用，竭万物之英华，着其素而直其情，以之节事而治容，彻志之孛，解心之缪，去德之素，达道之塞，是以阳不究而阴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在内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声。貌正而气得，气得而肌安，肌安而色齐，色齐而天下化。】
相同的声音能产生共鸣，这是事物的常理。所以，当肃杀之气并起时，人们喜欢宫声；武王伐纣，纣王必败。当南风停息，死声到来时，师旷必能判定楚国将要灭亡。商代乐律中的“无功”、“七六”等调和丝弦，而爱国的义气充溢；四寸长的管律能定出音调，八方的风气随之而至。音乐充实了，足以改变民间风俗，净化人的思想。听到这些音乐的人，可以考查乐声的德性，从而了解国家的政治状况。乐声能显示古代道德，深入探索五行的奥妙，穷尽万物的精华，表现事物的本质，抒发人们的感情。用音乐来节制人们的行事，美化人们的容貌，它能消除人们心中的烦恼，解开人们思想的症结，去掉人们品德上的污点，疏通人们实行大道的障碍。因此，它能使人阳刚之气不过于刚烈，阴柔之气不过于闭塞，刚柔相济，和谐协调。内心和谐，则面色美好；面色美好，则声音悦耳；声音悦耳，则天下归化。
【空窾之窒，厝胃之伏，关鬲之拟，浑涵冰结之处，随其元而充之无，细微之不入，七始既定，九奏具成，至于鸟兽之声，犹悉关于乐律。大昭、小鸣四时迭起，而协气熏蒸，嘉生殖祉，地纪天瑞，诸福之物皆不约而自至。若方诸之水圆，鐆之火缘，类而生，有不期然而然者，又岂复龡敛衍、郁振窕竭怒者患哉？】
空旷的室内，放置着乐器。关鬲之类乐器所模仿的，是深厚蕴藉、如冰凝结的乐声，随着乐声的本原而充实它，使它没有细微之处不入，七音一经确定，九奏的乐曲也就完备了。至于那鸟叫兽鸣的声音，也全与乐律相应。大昭、小鸣之类的乐声，随着四季的推移而不断兴起，而和协的乐声又不断熏陶蒸育，使万物得以很好地生长繁殖，地出祥瑞，天降吉祥，各种福祉之物也无不自动到来。这正如方诸的水珠呈圆形，鐆石因受热而能生火一样，同类的事物互相感应而生，有如不期然而然，哪里还用得着担心乐声会散乱、会沉郁、会激荡、会幽远、会竭尽、会愤怒呢？
【祝诵氏之属绩，朱襄氏之来阴，阴康氏之来龢，伏羲氏之立基，神农氏之扶犁，黄帝氏之云门，少好事之九渊，高阳氏之承云，高辛氏之六厉，尧之章，舜之招，禹之夏，是皆得天墬之中以发人之抑。道人之伏，达人之慧，而为政之平，则凡以得乎人声之龢而已。故清龣一奏，而凤凰翳日；箫韶九成，而百兽率舞。其然也。】
祝诵氏做绩麻纺线的事，朱襄氏发明制陶术，阴康氏创制了舞蹈，伏羲氏奠定了社会基础，神农氏发明了农业，黄帝制作了《云门》乐曲，少昊喜欢做深邃广大的事，颛顼继承并发展了黄帝的《云门》乐曲，帝喾创作了《六英》乐曲，尧帝创作了《章》乐曲，舜帝创作了《招》乐曲，大禹创作了《夏》乐曲。这些人物和作品，都符合天地的规律，能抒发人们内心的抑郁之情，引导人们深藏的智慧，实行公平的政治，其关键就是他们都获得了人间和谐之声。所以，当虞舜演奏《清角》乐曲时，连凤凰也为之蔽日而舞；当夔演奏《箫韶》乐曲时，连野兽也为之起舞。这话说得对极了。
【三五以降，醇浇而伪，璞散而器，而人始狙诈，与物敌矣。天墬之元，时至之气始，离次而不安其所矣。其所谓乐，不过留意钟鼓巢产之声，缀兆疾徐之文，纪铿锵，着节奏，俶诡殊瑰为弥文，烦饰而已。逻镗，进俯退俯，欲其召龢气而致柔嘉，服人心而固寿命，是为齐讴而希楚，和吴歈而几越，应不已难矣。下迨列国，曹奢魏，陈汰唐忧，无足言者。桑间濮上，流连荒亡之音，作而君骄，而政散、民流、官坏，而不可系止。烦等淫声，慆心闉耳，而哀痛生之。春秋之际，干戈日寻，魂为燕氛，魄化魏土，而凄怨之声入于匏管，轻生败伦，贼君弃父，而变逆之音出于金石，三纲沦，六纪坠，遯情伤化，惟不能当于天心，是以祅沴灾眚，百济俱起，而鼓师三饭寄，遯河海至，不可以为国。千锺作大吕铸，而内益乱。新声兴，巫音起，而君愈卑志，惟焦杀，求其所谓一唱而三叹，何可得邪？】
自夏、商、周三代之后，社会风气逐渐浇薄虚伪，人性淳朴逐渐涣散而流于器用，于是人们开始狡诈，与物相争。自天地开辟以来，随着时序节气的变化，人们开始背离自然之道而不安于其所处。他们所谓的快乐，只不过留意于钟鼓琴瑟等乐器的声音，注重于舞蹈动作的疾徐变化，记录声音的铿锵，标明节奏的快慢，而开始创作诡异奇特的音乐来加以润饰罢了。
他们敲击钟磬，进俯退仰，想要召集和谐之气来招致柔和美好，以服人心而固寿命。然而，他们却以齐国的歌声来模仿楚国，以吴国的曲调来近似越国，这种模仿与近似的努力，已经相当困难了。
至于下及列国，曹国奢侈，魏国豪放，陈国衰微，唐国忧思，这些国家的音乐都不足为道。至于桑间濮上那些淫靡的音乐，令人沉溺忘返，君王因此变得骄横，政治因此涣散，人民因此流亡，官吏因此败坏，而无法加以约束制止。这些烦琐的淫靡之声，使人心烦意乱，耳朵听得出毛病，因而产生悲哀痛苦。
在春秋时代，战争频繁，魂魄飘荡于燕赵之地，而凄凉的怨恨之声传入乐器之中。人们轻视生命，败坏伦理，残害君王，抛弃父亲，而叛逆的声音出于钟磬。三纲沦亡，六纪堕落，这些逃避真情而伤害教化的音乐，都不能顺应天心。因此，灾害瘟疫频繁发生，各种祸害同时出现。乐师们不得不寄食于诸侯，逃奔于河海之滨，这样的国家怎么能够安定呢？
即使像铸造大吕钟那样耗费千钟粮食，国家的内部也越发混乱。新的声乐兴起，巫风盛行，君王更加卑躬屈膝，只知道焦急忧烦，想要寻求那所谓的一唱三叹的音乐，怎么可能得到呢？
【汉魏而来，情文俱冺，人狃辞狎，而声匪纯懿匏不成，列舞不像，成陈郑声。于枫庭升胡部，于堂上迎神带，邉曲宫案，次熊罴而房中之乐，则惟恐淫哇之不闻，变态之不新也。不中其声，名器随变，既声有余于数，则更从而分之。求五音而不得，则益之以二变。合十二律而不协，则载之以四清，立四通，制留尺，倚歌梵呗，娄罗悦般，而风雅进矣。夫以五日四分日之一不之减，六日八十分之七不可裁，而六十之八卦未尝增也。二变不得，而应声增；四清不合，而子声起；七五音，而八律吕，岂本尔邪？是则虽有黄钟大吕之声、商龣征羽之器以旋宫，则不得其变以迎气，则不得其平中声，何自而得哉？中声失，则律无当；律无当，则乐不比；乐不比，则情文俱冺；情文既冺，而旋宫之制、迎气之律，其能以独正乎？是使后世议者，见先王之所以为乐，古犹今也。陶匏革竹之器，搏拊嘎击之用，古犹今也。其所谓八风十二律，未必不与人齐；而其所谓麟凤龟龙，其去人也远也。是始疑先王之事为是夸言，盖不知理之宜然，而无足怪者。】
从汉代到魏代，声与情两者都缺乏了，人们习惯于轻浮的言辞，而声音不再纯朴，笙也不再制作了，列队舞蹈不像样子，排成行列演奏郑国之声。在殿堂上奏起胡部的乐曲，在堂上迎神的乐曲中夹带胡乐，那曲调宫调杂乱，排列次序也混乱了，房中的乐曲，只恐怕淫靡之声没有听到，曲调的变化不新奇。乐声不符合宫调，乐器名称也随之改变，既然乐声比宫调多，就另外再分宫调。寻求五音而得不到，就用二变来补充；十二律不协调，就用四清来调和，制定留尺，倚着歌声唱梵呗，罗列悦般，这样风雅就进步了。五天减少四分之一天的时间不减少，六天增加八十分之七的时间不减少，而六十律的八卦却没有增加。二变得不到，而应声增加；四清不协调，而子声兴起；七为五音，而八为律吕，难道是本来如此吗？因此，虽然有黄钟大吕的声音、商龣征羽的乐器来旋宫，也得不到变化来迎气，也得不到平正的乐声，从哪里得到呢？中声失掉了，那么律就没有适当的；律没有适当的，那么乐就不和谐；乐不和谐，那么声与情两者都缺乏了；声与情都缺乏了，那么旋宫的制度和迎气的律制，难道能够独自正确吗？这使得后代议论的人，看到先王制作乐器的道理，古代和今天是一样的。陶匏革竹制作的乐器，搏拊嘎击的用具，古代和今天也是一样的。那所说的八风十二律，未必不与人相同；而所说的麟凤龟龙，它们离人就很远了。于是开始怀疑先王制作乐器是夸大其词，大概是不懂得乐理本该如此，而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夫有恢荡之音者，有荣怀之庆；有和平之声者，有蕃殖之财。淫厉而哀万宝常，所以知隋之不久。宫出不反，王令言，所以卜炀之无回，宫离不属，商乱而暴，而子宪识明皇之播宫不召，商龣与征戾而嗣真，明章怀之废王，仁裕耳。黄钟有争斗之事，裴知古聆庙乐，当庆赐之行，发于其声，害于其政，有不可而冺者。是故龙舟五更之声作，而国不可游；胡戎无愁之曲作，而君不可留；除爱水断苦轮之歌奋，而台城没，打沙锣、振铜钹之伎进，而屈茨恤。】
【凡是声音有激荡感的，就会有显贵的庆幸；凡是声音有平和感的，就会有丰富的财产。声音淫乱严厉而悲哀，这是万宝常所了解的隋朝不长久的原因。宫声不返回原位，是王令言所预卜的隋炀帝不能回来的原因。宫声分离不相连贯，商声散乱而粗野，这是子宪识别唐玄宗不能召回的明证，商声不正，征声乖戾，这是嗣真预卜的明皇废太子章怀的原因，这是仁裕所听到的。黄钟律有争斗的音响，裴知古聆听庙堂的祭乐，正值行庆赏的时刻，这些都发之于乐声，而害之于国政，其中有不可消除的隐患。所以龙舟五更曲演奏时，国家就不宜游乐；胡戎无愁曲演奏时，君王就不宜居留；除爱水断苦轮歌振奋时，台城就覆没了；打沙锣、振铜钹的技艺进献时，屈茨恤就遭殃了。】
【故乐也者，天墬之合也。其形变者，心亦随其志变者，声亦绝发于芴，应于遐逖，虽圣人不能抑也。亡国戮民，非无乐也，而不乐其乐。盖出之中者不得其寓，而道之外者不得其所也。趋数傲辟，烦戾滥溺，此乱国之所好、而哀姓之所乐也。故孔子曰：『君子之音，象生育之气，忧愁之感不加乎心，暴戾之动不存乎体，此治安之风也。小人之音，象杀伐之气，中和之感不载于心，温柔之动不存乎体，此乱世之风也。』治世之君以道胜欲，故其音安以乐，雅颂之作政，其有不和乎？乱世之君以欲忘道，故其音怨以怒，郑卫之作政，其有不乖乎？世异，异音，音异，异政，然则亡国之君眩惑转易，刑政纷纠，岂惟哀以思哉？而其民亦困矣。】
所以音乐这东西，是上天与地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形态变化，人的心情也随着它的形态变化而变化。声音在寂静中骤然爆发，在远处得到回应，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抑制它的影响。那些国破家亡、人民受戮的君主，并不是没有音乐，而是他们不去享受那些应该享受的快乐。这是因为他们虽然身处音乐之中，但不能从中寄托自己的情感，而寄托在不合于正道的事物上，就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他们急于追求那些荒诞邪僻的事物，心情烦乱，行为乖张，沉溺于淫乱，这就是亡国之君的爱好，也是百姓所痛苦的事情。所以孔子说：“君子的音乐，象征着生育万物的天地之气，听了之后，忧愁之感不能侵入内心，暴戾之气不能存留在形体之中，这是政治清明的风气。小人的音乐，象征着杀伐之气，听了之后，温和宁静之感不能载于心中，温柔之气不能留在形体之中，这是政治混乱的风气。”政治清明的君主用道德来约束自己的欲望，所以他们的音乐安详而快乐，像《雅》、《颂》这样的作品，难道会不和吗？政治混乱的君主被自己的欲望所迷惑，从而忘记了道德，所以他们的音乐充满了怨恨和愤怒，像郑国和卫国的音乐那样的作品，难道会不乖僻吗？时代不同，音乐也不同，音乐不同，政治也就不同。那么，那些亡国之君的迷乱和反复无常，以及他们的刑法和政令的混乱，难道仅仅是令人感到悲哀和痛苦的吗？他们的百姓也因此而困苦了。
【故君子之听声不徒，铿锵节奏而已，亦必有合成己之志也。天墬之间，温乎其和者，无非乐也。而得之者，异取夷则之羽不兴嘉庆i门黄钟之宫不作庶人之室是故必有盛德斯有备声必有大功斯可制乐，此先王之所恃以籞也。故有乐备制矣。而德薄功小，有不足以作者，岂惟不足乐哉？】
所以，君子听音乐不只是为了欣赏它的铿锵节奏，而且一定要使音乐符合自己的志向。天地之间，温暖和谐的气氛，都是音乐所带来的。但是，能够感受到这种气氛的人，是那些懂得用夷则律的羽声不能兴起喜庆，宫声不能用在庶人的居室中的人。因此，一定要有盛大的德行，才能创造出完备的音乐；一定要建立巨大的功业，才能制作乐章。这是先王们所依靠的治理国家的办法。所以，音乐完备了，但是德行浅薄、功业渺小，还不足以制作乐章的，难道只是不值得欣赏吗？
【鲁庄公国小钟大，而曹刿方请图之。齐桓公谋以大钟，而鲍叔且以为过，况不有功者乎？方晋侯之如宋也，享以桑林，晋侯惧而退入于房至着雝而病，卜之，祟在桑林。及平公登施夷之台，欲作淸龣，师旷以为黄帝所作。今君德薄，不足以作之，暝臣请辞，公弗听，作之，飘瀑总至，发屋乱豆，平公恐伏，晋国大旱。夫淸龣非固能变，而桑林非固真能祟也，盖先王所以持礼乐之分者，甚急而不可乱。故其衰也，邦君、诸侯一越用之，则魄夺气而不能以自止也。故曰乐也者，始于惧惧，故祟；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于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载，而与之俱矣。癃病之生，赤地之变，将非恐惧之所致邪？故乐之足恃也如此。】
鲁庄公的国家小，却用了大钟，曹刿却请求考虑这件事。齐桓公想使用大钟，鲍叔牙却认为那是过错，何况对无功之人呢？当初晋侯到宋国去，宋国用桑林之乐款待他，晋侯害怕而退回房间，到了雝地就病了，占卜的结果，是桑林之神作祟。到晋平公登上施夷之台，想演奏清角之曲，师旷认为那是黄帝所作。现在国君德行浅薄，不足以演奏它，乐官暝臣请求辞职不干，晋平公没听他的，还是演奏了，结果大风飘起飞尘，吹走屋瓦，打乱了祭器，晋平公害怕得躲藏起来，晋国因此大旱。那清角并非一定能使风兴起，桑林也并非真能使神作祟，大概先王制定礼乐，把界限分得很清楚，不能乱来。到了衰落的时候，国君、诸侯往往越礼而用，于是心神惑乱而不能自制。所以说，乐，开始是令人畏惧，所以作祟；接着是令人懈怠，所以放纵；最后是令人迷惑，所以愚蠢。愚蠢就会胡作非为，胡作非为就会出乱子和灾变。癃病的发生，旱灾的出现，难道不是由于胡作非为吗？所以，乐所靠的，就是这样。
【夫国有饥，主不飱；国有冻，君不裘。有九年之稸，而后天子食备味日举以乐诸侯食珍不失钟鼓之悬是故草木未若则不烦钟鼓之声文德未敷则不必干羽之容钟鼓干羽，固饰龢之具尔彼杜诜之所言张文收之所请唐太宗每折而不许者亦以谓百姓安乐则金石自畅乐在人龢有不在乎声也。何后世不明乎此，乃复胶意思、于区区之累黍以祈中乎龢气不已乎？夫丝固不足以制声而黍固不足以稽律也久矣。蕤宾下声大吕，八八左旋，终于中吕，此班固之所本也。应钟声下大吕，十律而反高一均，此失不纪清浊之变也。其曰：黄钟未必，果非大吕也。其曰应钟未必，果非无射也。】
国家如有饥荒，国君就不应独自饱食；国家如有寒冷，国君就不应独自穿暖衣。国家要有九年的粮食储备，这样天子才可以天天吃得好，也才可以使诸侯们吃得好，同时享受钟鼓的乐声。所以，草木尚未茂盛的时候，就不烦劳去敲钟击鼓；文德尚未施布的时候，也不必用干戚羽舞来装饰。钟鼓、干戚羽舞，这本来只是装饰和谐的工具。像杜诜所说的，张文收所请求的，唐太宗常常拒绝而不许可，就是认为百姓安乐，金石音乐自然流畅，真正的快乐在于人心的和谐，而不在于音乐之声。为什么后世的人却不明白这个道理，竟还纠缠于音律上细微的差别，去追求那和谐之音呢？其实和谐之气并不在于音律本身呀！丝，本来就不足以制出准确的声音；黍，本来就不足以定出准确的音律。这是早已被人们所知道的。蕤宾的律管，比大吕低四律，按八八为宫的旋宫法，从蕤宾开始左旋，终于中吕，这是班固所依据的。应钟的律管，比大吕低五律，但十律循环之后，又比大吕高半均，这是没有考虑到清浊的变化。有人说：黄钟律管的声音，不一定就比大吕低；有人说：应钟律管的声音，不一定就比无射高。
【萧条者，形之君；而寂寞者，音之主也。绳准无所施，而平直之运无所逃，此不共之术也；五音无所比，而二十五弦以声应，此不传之道也。游心乎众虚之间，而与物为际者，父不能以诏其子；放乎事物形气之表，而形乎弦者，兄不能以喻其弟。三如干之铜，三如干之炭，同时鼓之，铸三黄钟，声不同也，而况尖圆肥瘦之不等者乎？故不神解嘿理，而恃器数以为正祗，以惑也，以至崇宁之初，魏汉津制指尺，于是上悼黍之非度，谋以声而定律，而典乐之臣莫能以也。】
所谓“萧条”，是乐律形式的总纲；而“寂寞”，则是音乐的主宰。用绳墨来量度是找不到它的，而平直的乐律却是无法逃避的，这是不能共同使用的技术；五音是不能相比附的，而二十五弦却能以声相应，这是无法传授的道理。遨游在众多的空无之处，而和事物接触交往，父亲不能明白地告诉儿子；放逸在事物的形象气质之外，而表现在琴弦上的，兄长不能明白地告诉弟弟。如果像用三个干国的铜，又像用三个干国的炭，同时鼓铸，铸成三个黄钟，声音也不会相同，更何况还有钟口尖圆肥瘦的不同呢？所以，如果不是心神领会乐理，而只依靠器物来作为标准，那就会迷惑不解。以至崇宁初年，魏汉津制造了律管，于是皇上又痛惜以黍粒来量度律管长短的方法不准确，想用声音来制定乐律，但是掌管音乐的官员都不能做到。
【夫以神瞽定律，必考中声，亦不过因其自然而道之，岂河内无真葭、而上党无真黍哉？高山流水固不在乎弦尔，虽然，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神不易也。黄帝、伯禹，冲正所合，是故律度出而幽显遂，若以齐纬、随广、叔宝之徒度之，固不能损荒陋而广正之也。凤鸣岗，众鸟从，鹤在阴，其子和。夫物固有，有其方而智巧，果敢不足以相宾；有其情而皮毛，色泽不足以相使者，必也。】
【如果根据神瞽定出的律管来定音律，一定要以中声为准，但也不过是顺应自然规律来说明它罢了，难道河内就没有真正的芦苇，上党就没有真正的黍子吗？高山流水，本来就不在于弦，虽然这样，天自然高大，地自然深厚，太阳月亮自然明亮，这是神所不变的规律。黄帝、伯禹，以中正之道相合，所以律度一产生，幽隐和显著的事物就顺遂了。如果用齐泮、随会、叔孙通一类的人去定音律，那么他们固然不能减少荒疏浅陋而推广正确的音律。凤凰鸣叫在山岗上，众鸟都跟随；鹤在树荫下鸣叫，它的幼鹤也会应和。事物本来就有一定的道理，只有具备了一定的资质和智慧，果敢的举动不足以使它受到尊敬；只有具备了一定的资质和情感，外表的皮毛和色泽不足以使它受到驱使，一定要这样啊。】
【以仁为恩，使天下无不亲；以义为理，使天下无不宜。残虐、暴横不见乎其上，忧愁、忿鬰不作乎其下，黄沙息送，元戎偃伯，而士农工商无或失所，然后本之性情，稽之度数，修五府，龢三事，以为之理，合生气之龢，道五常之行，取仁义道德之端，而倡之平澹、恬愉之韵。布挥而不泄，幽昏而无声，以为之用，应之以人，顺之以天，内以正其志，外以达其情。广不容奸，狭不留欲，而邪污淫辟之气无自而接上，以着泰始下，以善民心，异文而合爱，穷本而知变。故考之于文，则文足论，而不諰；发之于均，则均足乐而不流听。斯喜喜，斯畅畅，斯达达，斯反莫不鲜然、寤犁然。契舍其故，而趣于新君子，以益厚小人，以无悔而治道，达矣。】
以仁爱为恩泽，使天下没有不亲近的；以正义为准则，使天下没有不合适的。上面没有残暴肆虐、凶恶专横的现象，下面没有忧愁怨恨的气氛。战火停息，兵器入库，无论士、农、工、商都没有失去自己的职业。然后再根据人们的性情，考察事物的规律，修明五府，协调三事，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使阴阳二气调和，遵循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取仁义道德之精义，而倡导淡泊、宁静的气氛。散布这种气氛但不泄露出去，幽深而不显露，把它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用人事来应和，顺应天意，对内端正思想，对外表达情感。空间广阔到不容邪恶，狭窄到不留私欲，那么邪恶、污秽、放荡、邪僻之气就没有机会接触到它。从上到下，都能使民心善良，虽然形式不同，但都能合于仁爱之道。探究事物的本原就能知道它的变化。所以考察它的文采，文采就足够用来论述，而不需要怀疑；表现它的和谐，和谐就足够用来使人快乐，而不需要沉溺于靡靡之音。这样喜悦、畅快、通达，反复体会，没有不鲜明、清醒的。君子摈弃旧的而趋向新的，使君子的品德日益增厚；小人知过而改，也不再有悔恨。治理国家的道理，就可以说是通达了。
【举鼎移梁，乐以邪鄃。春畊秋获，休以聆。是故诸侯勤治，息以钟鼓；卿大夫卷治，息以竽瑟。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固非有血气者之所能也，圣王岂固不为乐哉？两君相见，揖让而入门，入门而悬兴，揖让而升堂，升堂而乐阕。入门金作以示情也，升歌清庙以示德也，下管象武以示事也。故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示之而已。重华聆钟石而传夏，伊贽在乐音而归亳。朱干玉戚，夏钥序典，岂徒乐而已邪？】
举鼎、移梁一类的事，使壮士乐于干，因为它有邪许的呼叫声。春天耕田，秋天收获，农夫休息时来聆听钟鼓之音。所以，诸侯勤于政务，就用钟鼓来使他们得到休息；卿大夫勤于政务，就用竽瑟来使他们得到休息。马驾车而不卸套，弓张开而不放松，这当然不是有生命的人所能忍受的，圣明的君主难道果真不爱好音乐吗？两位国君相见，互相作揖谦让后入门，入门后钟鼓齐鸣，再作揖谦让后升堂，升堂后音乐停止。入门时击镈钟以表示情义，登堂时歌《清庙》以显示德义，下堂时奏《象》舞以表现武功。所以，君子不必亲自相互交谈，用礼乐表示一下意思就行了。虞舜聆听钟石之声而继承夏禹的事业，商汤带着伊尹听音乐而回到亳都。朱红色的盾牌、玉制的斧钺，夏禹时的乐曲和制度，难道只是用来娱乐的吗？
【韶用于齐，八佾舞于家庭，世之人无或非之，是徒见声音、节奏之可乐而已。至孔子，则不忍见而闻之，是盖不狥其情，不丧其心，知其德之不有，而作之不以礼也。雝者，天子之所以享元侯也，相为辟公，天子穆穆奚为而起。三家之堂，诸侯僭天子，大夫僭诸侯，其已久矣。设两观，乘大路，朱干设锡冕，而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宫悬而祭白牲。此天子之礼，子家驹之所以告也。而昭公不知，乃曰：『吾何僭然？』则臣下化之而动于恶，何尤乎？】
季韶在齐国的时候，在家里举行八佾的舞蹈，社会上的人没有不指责他的，这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舞蹈的声音和节奏的快乐。可是到孔子的时候，他却不能忍受看和听这种舞蹈，这是因为孔子不迎合世俗的情欲，不丧失自己的意志，他知道这种舞乐的德义已经不存在了，而且是以不合于礼的方式制作出来的。所谓“雝”，是天子用来款待元侯的乐舞，诸侯相互为对方作陪臣，天子态度庄重，他们为什么又要起来舞蹈呢？鲁国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祭祖的时候，大夫僭用诸侯的礼仪，诸侯又僭用天子的礼仪，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他们设置两面的观台，乘坐大路车，拿着红色盾和用锡装饰的礼帽，跳着大武舞，演奏着大夏乐章，陈列着宫悬的乐器，用白色的牲畜作祭品。这些都是天子的礼仪，子家驹曾经告诉过鲁昭公。鲁昭公却不知道，竟说：“我为什么要僭越呢？”这是臣子们用邪说引导他，使他做坏事，对这种情况，还能去责备谁呢？
【故礼也者，乐之大本也。豢豕为醴，非以贾，祸也。而狱讼以繁，化蚕为祫，非以为夺也，而钳益众。是故钟鼓诚设，（疑为“笾”）豆有践，而百拜之不至，则宁酸而不饮；十献之不至，则宁干而不品。酒酣耳热，拔剑击柱，安知天子之尊？蹻脚弄目，筋斗祼逐，夫又安知名教之乐邪？当此之时，而乐几祸矣。是故君子穷其起，谨其示，哀乐之分，必以礼。故礼者，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胜数也。】
所以礼是乐的根本。用养猪来酿酒，并不是为了赚钱，但诉讼却因此频繁发生，这就是灾祸。把蚕丝织成锦绣，并不是为了掠夺，但由此引起的盗窃却越来越多。因此，如果钟鼓之类的乐器已经设置完备，各种盛食物的礼器也都齐备，却仍不能引导人们尽心尽意地行礼，那么宁可酸着酒也不饮；各种酒宴上的献酬之礼如果不能按礼法做到，那么宁可渴着也不尝食品。当酒喝得正高兴耳热心燥的时候，有人竟会拔剑击柱，这种狂态怎么知道天子的尊严？有人竟会跷起脚来斜着眼睛，装疯卖傻，这种丑态又怎么知道礼教之乐呢？在这种情况下，乐就接近于灾祸了。因此，君子要竭尽心力来提倡礼，谨慎地表现各种礼仪，对于哀乐一定要用礼来节制。礼就像提起衣服的衣领一样，只要提起衣领一抖，衣服就自然顺着领子扯直了，这样治理天下，要理顺的事情就多得说不完了。